从9月1日开始，网友将会在中国军网看到一系列崭新的文章——“军事解密”。与其他军事历史类文章不同，“军事解密” 不仅将为读者揭开军事历史的谜团，更将着眼于挖掘隐匿于军事历史之中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和生命轨迹。除却解密性、知识性、趣味性，人文情怀将是“军事解密”不同于其他军事报道的特色。

作为本系列的开篇，本期军事档案将为您还原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了共同的信仰，他们不惜背负“汉奸”“卖国贼”的骂名隐匿于敌人内部，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斡旋，他们用智慧与勇气演出了一部部惊心动魄的情报大戏。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色特工”。

袁殊——绝无仅有的“五重特工”，将日公馆变为我党情报据点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资料图）

《伪装者》中的明楼

在特工历史上，双重乃至三重特工都并不鲜见，但“五重特工”却可谓独一无二。在我党特工史上，一位叫做袁殊的“红色特工”除为我党情报系统工作之外，同时兼有中统、军统、侵华日军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是我党历史上唯一的“五重特工”。

那么，如此具有神奇色彩的身份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1929年，原本是国民党成员的袁殊开始专攻新闻学并接触进步思想。不久后，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我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晋升为 “红色特工”。

在 “新声通讯社”工作期间，凭借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强大的人际关系网，袁殊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这也使他获取的的涉日消息又快又准。为了开拓情报来源，袁殊还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兄弟。抗战爆发后，由于与日本领事馆关系密切，袁殊得到了国民党特务头目的重视并获得了军统身份，后来他还出面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俨然成为了一个“小汉奸头目”。至此，袁殊凑齐了共产党、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方背景。

当然，这些身份都得到了我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

利用遍布各个派系的情报线索，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袁殊在我地下党负责人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日本领事馆。  资料图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军阵地侦察，把军事情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地下党组织。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我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据点。

此后，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在此期间，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均为精心挑选，并无特别价值的信息，但他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却弥足珍贵，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

根据这些情报，党组织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出大量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还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成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背着“汉奸”“叛徒”“卖国贼”的骂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五重特工”袁殊在隐蔽的战线上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鲍君甫—— 我党“双面特工”，曾助周恩来脱险，后被叛徒出卖

鲍君甫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之一鲍君甫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位情报员，也是我党的首位“双面特工”。 彼时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他，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的故事广为人知，而鲍君甫的经历却几乎被尘封于历史之中，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

时光倒流到1928年，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的陈养山巧遇鲍君甫。了解到鲍君甫的情况后，陈养山希望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鲍君甫正式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成员。其实，再在数年之前，陈养山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从此结下了情义。也是在那段时间，鲍君甫受到了当时我党进步思想的影响。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鲍君甫当时的的化名）办事处”。为配合鲍君甫扮演好“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还故意透露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了特务头子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