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增长还是省略增长?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是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代表国家。韩国经济看上去在30多年内实现西方国家通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发展。许多韩国经济学者将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称之为“压缩增长”，并以此沾沾自喜。然而，如此令人瞩目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

如此，大多数西方国家在过去400年间经过了从重商主义阶段开始，到自由主义阶段，再到凯恩斯主义阶段，最终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一系列经济发展过程。然而，韩国并没有经历了这一整个发展过程。从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接近于重商主义。威权主义政府给少数大企业赋予经济上的垄断特权，通过保护贸易政策来保障它们的利益，作为回报，政府收取企业政治献金。在这种方式的基础上，经济快速增长给予威权主义政府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这种重商主义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部分开始自由化，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得韩国经济发展阶段跳过到新自由主义模式。换言之，韩国经济跨越了自由主义阶段和凯恩斯主义阶段。

结果，就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而言，韩国尚未确立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阶段确立的法治主义传统。而且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言，韩国尚未达成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阶段达成的劳资间妥协，工人阶级的福利还没充分提高。相反，重商主义阶段的政商勾结在韩国仍然持续存在，而且自由主义阶段劳资间的对立逐渐激化。即，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超越新自由主义，乃至谋求下一阶段，但政商勾结水平仍在重商主义阶段，而劳资纠纷水平仍在自由主义阶段。

由此，政界和财界间的幕后勾结现象留在韩国经济之中，而且韩国民众将大企业视为剥削工人阶级、套取利润的集团。现在回头来看，韩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压缩增长”，原来是跳过法治主义和阶级间妥协的“省略增长”。

朴正熙体系的崩溃与韩国经济的新跳跃

去年举行的听证会明确表示韩国经济的根本性弊端，即政商勾结的蔓延和劳资妥协的欠缺。因此，韩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向弥补这两“省略”方向前进。其实，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前，韩国已经快要走上正轨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法治秩序在韩国逐步确立，并且劳资阶级间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譬如，1998年，韩国社会中首次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劳使政委员会，由此，劳动界、经济界和政府官员开始一起探讨各种劳资关系相关问题，改善劳动与经济部门的制度，不断推动劳资阶级妥协。而且，卢武铉政府始终强调“财阀改革”，力图根绝政商勾结，确立法治秩序。

然而，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后，韩国似乎要重返朴正熙体系。政治权力破坏民主秩序，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迫企业捐款，无视群众的要求。她试图以她父亲的方式治国。虽然她仍然期望生活在“朴正熙时代”，但韩国民众的意识水平已经很成熟了。民意最终弹劾朴槿惠总统，将九大企业的掌门人对簿公堂。

过去朴正熙体系下的重商主义模式有助于韩国的经济发展。政府主动培养大企业，给它们保障各种特权，借此实现快速经济发展。对当时因朝鲜战争而变成废墟的韩国而言，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可是，这种韩国式“先富论”不再适于当前的韩国。因为在韩国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现在韩国需要瓦解朴正熙体系，切断政治和经济间的幕后勾结，让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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