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对国内意识形态真空与社会整合挑战

苏联解体三十余载，俄罗斯在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始终未能构建起一种被社会广泛接受、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新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俄共决议亦是试图填补这一真空、参与社会整合的努力。

争夺历史解释权与“强国遗产”：普京政权虽推崇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价值观，并试图整合苏联时期的某些强国元素（如对卫国战争胜利的极度尊崇），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对斯大林时代总体上持一种谨慎的、有选择的利用态度。

作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俄共敏锐地捕捉到部分民众（尤其是老一辈）对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展现的强大国力）的怀旧情绪，以及社会对清晰历史坐标和精神归宿的需求。通过高调重评斯大林、批判赫鲁晓夫，俄共试图在官方叙事之外，争夺对苏联历史（尤其是其“强国”遗产部分）的解释权，将自己定位为苏联辉煌历史的正统继承者和守护者，从而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基础，增强政治影响力。

提供替代性精神归宿：面对西方制裁下的经济困境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部分俄罗斯民众可能从对苏联强大时期的追忆中寻求慰藉。斯大林时代，尽管充满争议，但其展现的国家意志、集体力量和面对逆境的不屈精神，对某些群体仍然具有吸引力。

俄共此举，意在为那些对现状不满、对前途迷茫的民众，提供一个有别于当前困境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归宿（尽管带有选择性记忆的色彩）。

批判现实困境的历史隐喻：俄共决议中对赫鲁晓夫“动摇国本”、“瓦解团结”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解读为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分裂、国力衰退、西方渗透等问题的历史隐喻性批判。通过清算赫鲁晓夫的历史“错误”，俄共也在间接表达对过去数十年俄罗斯发展道路某些方面的不满，并推销其自身的政治解决方案。

2016年12月21日，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诞辰137周年。

（三）服务于对乌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武器”

决议本身，就是俄共乃至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重要出击。

首先是直接解构乌克兰反俄史观。如前所述，决议的核心逻辑链条之一，就是将乌克兰当前的反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直接溯源至赫鲁晓夫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为俄罗斯在舆论上批判乌克兰政权及其思想基础提供了历史纵深的理论武器。

其次是强化“兄弟民族”叙事。通过肯定斯大林时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共同牺牲与胜利，强调俄乌（以及其他前苏联民族）在斯大林领导下作为统一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旨在强化“历史兄弟民族”的叙事，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构建的“千年世仇”论调，服务于瓦解对方战斗意志、争取乌东俄语区民心的目标。

因此，俄共第十九次大会的决议，远非一次单纯的历史学术“翻案”。它是俄罗斯在深陷地缘政治危机、面临严峻国家认同挑战的十字路口，试图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拾起“斯大林”这一极具象征意义且充满争议的符号，将其锻造成服务于多重现实目标的工具：为战争提供道义辩护与精神动力，为国内整合寻求历史认同与意识形态支撑，为对乌斗争打造理论武器。

这是一场在历史战场开辟的“第二战线”，其成败不仅关乎对过去的评价，更将深刻影响俄罗斯当下与未来的国运走向。这场围绕历史符号展开的现实博弈，其最终效果与持久性仍需时间检验，但它无疑清晰地说明：历史，从来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战场。

结语：历史观的较量与道路的昭示

俄共第十九次大会掀起的这场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翻案”，其声波远超对一份旧报告的臧否，更穿透时空，映射出一场关乎国运兴衰、道路选择的深层较量——如何评价历史领袖，如何对待自身奋斗历程，如何汲取历史智慧开创未来。这场较量的核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及其衍生出的政治路线的对决。

历史经验的试炼：两种路径，两种结局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所代表的，是一种割裂的、虚无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它将复杂、艰难而光辉的历史进程，粗暴简化为对个人的全盘否定；它将体制运行中积累的问题和严峻环境下产生的错误，全然归咎于领袖的所谓“道德罪恶”；它为了短期政治目的和树立个人权威，不惜捏造事实、煽动情绪。

这种看似“革命”的自我否定，实则是历史根基的自戕、信仰之塔的崩塌和国族认同的自毁。其严重后果，我们已然目睹：苏共逐渐丧失了道义制高点和执政合法性，社会思想陷入长期混乱与自我怀疑，国际共运遭受无法弥补的内伤，最终汇成了导向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性悲剧的暗流。赫鲁晓夫的报告，不仅未能正确总结历史以革新前行，反而成了自我埋葬的开端。

面对同样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共方面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其功过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坚决反对“一棍子打死”或盲目推崇。

毛泽东同志精辟概括的“三七开”，深刻体现了这一立场：肯定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反法西斯战争统帅的巨大功绩（主要方面），同时毫不掩饰其犯有的严重错误，并从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根源上分析这些错误。

这种坚持不割裂历史、不否定主流、不回避问题的客观、科学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成功避免了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坍塌和社会思想混乱。它捍卫了党的奋斗历史的连续性与正当性，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前三十年的艰难探索，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伟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历史认知基础和政治定力。

历史决议的启示：现实困境与历史的应急之策

当我们审视今日俄共重评斯大林的决议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其强烈的当代性与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是在俄乌冲突陷入胶着、西方围堵空前严峻、国内社会亟需凝聚力的特殊历史关头，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以俄共为代表）试图从历史的工具箱中寻找应对现实危机武器的一种尝试。它本质上是试图借用斯大林作为“胜利”、“统一”、“强大”的历史符号，服务于多重迫切目标：为“特别军事行动”注入历史正当性动力，批判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叙事根基，在国内整合中争夺历史认同的解释权，为迷茫的民众提供一种“强国荣光”的精神慰藉。

然而，这种对历史符号的“应急”征用，能否真正重塑一个健康、自信、面向未来的国族认同，能否为深陷泥淖的困境指明出路，其效果远未可知。历史的复杂性与“斯大林模式”的沉重遗产，决定了其作为“精神旗帜”本身自带的争议性与局限性。这更像是在现实困境无法迅速纾解时，返身回望历史的“急救绷带”，而非照亮未来的清晰路标。

历史教训的回响：鉴往知来，走好自己的路

围绕斯大林评价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反复，其深层价值远超历史事件本身。它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塑造了国家命运、承载着复杂功过的关键历史人物与重大转折，直接关系到其当下的团结稳定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历史观是清醒剂、粘合剂，更是导航仪。

从苏联的教训与中国的坚守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最终导向的是自我毁灭的深渊；而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包括伟大成就与深刻教训），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扬弃中创新，保持道路的坚定性与生命力。

从俄共今天的决议中，我们应当思考：当现实挑战难以化解，诉诸历史符号进行政治动员固然有其战术意义，但长远的发展与真正的复兴，最终必须立足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立足于立足国情的科学实践，立足于为人民开创美好未来的真实能力，而非对过往辉煌（哪怕是选择性剪裁的辉煌）的简单怀旧与符号化利用。

总之，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考验着每一个民族的智慧。苏联的悲剧警示世人根基不可自毁，中国的成功印证了道路唯有自主。面对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明辨方位，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破浪前行，才能穿越激流险滩，抵达光明的彼岸。

俄国人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他们的“急救绷带”，而中国人民，在历史的厚重馈赠与时代的澎湃召唤下，正以清晰的历史自觉与坚定的道路自信，续写着人类政治文明崭新的中国篇章——这，正是这段跨越世纪的“斯大林评价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与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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