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必须正视的历史错误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原则，意味着必须同时坦率承认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给苏联人民和国际共运造成了巨大伤痛。

首先是肃反扩大化——这是斯大林时期最为深重的悲剧，党内、军队内及社会精英阶层遭受大规模清洗，大量无辜者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处决或流放，严重破坏了法治、打击了人才、扭曲了社会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

在执政后期将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至个人手中，决策往往基于个人的意志甚至疑心，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严重破坏了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为错误决策埋下伏笔；

在推行高速度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过多地采用了行政强制和暴力手段，伤害了农民利益（尤其是富裕中农“富农”），挫伤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加剧了社会矛盾（例如1932-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等主要产粮区的严重饥荒，其成因复杂，但政策失误难辞其咎）；

战时对一些少数民族（如车臣人、印古什人、鞑靼人等）的整体性流放迁离，基于部分成员叛国行为的简单归因，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造成了深远的民族伤痛和历史遗留问题；

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政策上，存在强行推广模式、干预过多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损害了国际共运的内部平等团结（例如1948年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

（三）中国评价的科学性与智慧光芒

正是在对斯大林如此复杂的历史贡献与重大错误的深刻洞察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其无与伦比的理论定力和历史评价智慧。

1956年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斯大林功绩与错误相比，“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形象地概括为“三七开”。

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特别是第二评）中，中共系统论述了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同时明确批评其“在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理论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在肃反等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并深刻指出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和脱离群众。

我们党和国家认为，看待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是方法论原则：“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做全面的、适当的分析”，坚决反对“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这一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情绪，体现了最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这一客观评价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成功避免了苏联因否定历史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坍塌和社会思想混乱。我们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国际共运在思想上的宝贵资产，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扫清了历史认识的障碍。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和政治定力的光辉体现，是其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思想前提。

只有在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客观地理解了斯大林这座复杂的历史坐标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俄共“修正”历史决议背后的现实考量，以及这场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对话的全部含义。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四、镜鉴当下——俄共决议的“平反”背后：历史、战争与国族重建

俄共第十九次大会的决议，绝非象牙塔中的历史考据，而是深嵌于当下俄罗斯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泥沼之中。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胶着、西方制裁围堵步步紧逼、国内社会亟需凝聚共识的背景下，这份旨在“否定赫鲁晓夫、重评斯大林”的决议，其字里行间跳动着强烈的现实政治脉搏，承载着多重深刻而迫切的战略意图。

（一）为“特别军事行动”铸造历史与道义根基

俄乌冲突已远超军事对抗范畴，演变为一场涉及历史叙事、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全方位战争。俄共决议在此刻抛出，其首要目标便是为俄罗斯的行动构建更深厚的历史正当性与道义支撑。

解构乌克兰独立的“历史合法性”：当前乌克兰官方及民族主义力量构建其独立建国及反俄叙事的重要基石之一，便是将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描绘为对乌克兰民族的“殖民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如过度政治化解读1932-1933年饥荒）。这种叙事将乌克兰定位为历史受害者，其独立与亲西方转向被赋予“摆脱压迫”、“回归正途”的正义光环。

俄共决议通过批判赫鲁晓夫开启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路径，直指这种反俄叙事的源头。决议逻辑在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歪曲否定，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日后系统性地割裂俄乌共同历史、妖魔化苏联（等同于俄罗斯）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弹药”和操作空间。重评斯大林、肯定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及对苏联国家统一的维护，旨在从根本上驳斥乌克兰“受害者史观”，论证俄乌在历史、文化、命运上的深刻联结不可分割，从而否定乌克兰独立（尤其是当前反俄亲西方模式）的“历史合法性”。

批判“去共产主义化”催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决议将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报告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在苏联解体后被乌克兰利用，发展为彻底的“去共产主义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推倒列宁像，更将历史上曾与纳粹合作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如斯捷潘·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及其武装“乌克兰起义军UPA”）奉为“民族英雄”。

俄共决议试图揭示，正是赫鲁晓夫开启的对历史的否定，以及其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放任，才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和官方化提供了土壤。

当前乌克兰对班德拉分子的崇拜及其在乌东地区的行径（被俄方指为“纳粹化”），被视为赫鲁晓夫历史错误在当代结出的“毒果”。批判赫鲁晓夫，旨在揭露乌克兰当前反俄政权的意识形态根源具有“历史反动性”和“法西斯倾向”，从而为“特别军事行动”赋予“去纳粹化”这一道义目标的更深层历史依据。

提供精神动员的“胜利旗帜”：在战事迁延、伤亡日增、经济承压的艰难时刻，俄罗斯社会亟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斯大林，作为领导苏联赢得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战争——“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其形象是“胜利”、“坚韧”、“国家强大”的终极象征。

重评斯大林，特别是突出其在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在唤起民众对那段辉煌胜利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自豪感，将其转化为支持当前军事行动的精神动力。在西方将俄罗斯描绘为“侵略者”、“邪恶帝国继承者”的叙事攻势下，高举斯大林这面“胜利之旗”，是对抗西方舆论战、提振国内民心士气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