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至80年代，经碳十四检测技术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900—1500年，积年400年与传统文献所载的夏朝471年相差不大。于是，上文提到的邹衡先生在登封夏文化研讨会上提出“郑亳说”，认为1950年发现的郑州商城是汤亳，二里头四期均为夏文化。这种说法因为有当时最新技术的支持，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二里头夏都说”的影响力逐渐变广，甚至被人认作是“共识”。

但在2005年，张雪莲、仇士华等学者在偃师召开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文化的下限为公元前1520年，由于上限被推迟，积年被压缩，且“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商的分期暂定于公元前1600年，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是否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还能是夏文化吗？”于是，从新的测年数据出发，以许宏为代表的学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二里头商都说”或“兼跨夏商说”的论证。

二里头遗址房屋模型 图自视觉中国

1945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弗兰克·利比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这对考古学来说，可谓是跨时代的发明。但是单纯的碳十四检测显示的年代并没有任何具体意义，必须经校正曲线转化为日历年份后才可用于考古学研究。

这因为在上世60年代，人们发现已知的树木年轮与碳十四检定的年份并不相符，进而发现地球大气中的碳十四元素含量并不稳定，每一个碳十四都需要经过校正，因此校正曲线的精确度变得至关重要。

校正曲线是一系列有确定年代的信息和碳十四元素（浓度）的样品经过特定的统计算法拟合而成，通常会被标注为“拟合后日历年代”“拟合年代”“拟合结果”等等，通过严格的样品筛选、实验分析和校正曲线的进一步完善，甚至建模分析等方式，碳十四测定的精确度可以达到二十至三十年，甚至某个具体年份。

事实上，目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具体时代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其碳十四检测存在多个“拟合结果”。碳十四测年专家曾拟合过两次二里头第一期的样本测年数据，但这两次拟合的结果是不同的。一次是把它与二里头遗址2005—2006年测定的属于二里头第一、二期之交及二里头第二期的一些数据，同把二里头遗址本身的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5—公元前1840年。

另一次是把新砦遗址的龙山晚期和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五期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的拟合，其结果是二里头第一期的样本测年数据被拟合为公元前1735—公元前1705年。如果接受第一种拟合结果，再将夏商分期推前至公元前1532年，那二里头四期可全部纳入夏文化范围；而如果采纳第二种拟合结果，仍以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的分界点，那二里头的三、四期就应属商文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除了考古学上时代的测定外，历史纪年的推定又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障碍。

当然，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的矛盾之处也绝不止年代测定一端。从测年来看，我们很难说二里头完全属于夏代，但二里头四期墓葬中出现的青铜器和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第三期，且此时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然有大型的建筑破土动工，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仍被启用且处于发展之中，这显然与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不符，该如何解释进入商代后，二里头依旧兴盛呢？

如果接受二里头完全是“夏都”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在二里头四期的铸铜作坊中已经出现了二里岗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容器；以及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近旁的偃师商都已然崛起，但二里头却没有丝毫遭受兵祸的痕迹，这也与我们传统上改朝换代的印象也完全不符。

当然，这些疑问并不是要否定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关系。我们还在期待新的考古资料和更精确的测定方法的出现，对二里头遗址的探索还远未到可以画上句号的时刻。

另外，换个思路，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二期那座出土了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墓葬，其主人可能是倗氏族长，那二里头会不会是夏朝一支重要势力所在之地？二里头地处伊洛之地，它与传说中的“洛伯”和“有洛氏”会不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最终的谜底被揭晓前，这些可能性也都不能轻易地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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