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为什么非要家属签字？

其实，“家属签字”的本质，仍然是对患者接收治疗“自主权”的尊重。根据法理，患者作为民事权利主体，有权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决定自己是否接收治疗、接收何种治疗。医生要做的，只是应患者请求，“被动”地开展治疗、并按照谨慎尽职原则提出治疗建议。医生决不能擅自决定为患者进行手术、摘除器官或切除病变部位等。

除法理论证之外，患者自主权的保护，也能有效防止一种风险：即医生利用身份和治疗便利，擅自决定对患者进行不当治疗，从而侵害患者合法权益。例如，以某种借口随意摘取患者器官；为获取高额诊疗费或其他收入，随意“小病大治”等。不难想见这条法律原则，在医疗环境恶化、医患关系紧张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

问题又来了，患者如果无法行使“自主权”怎么办？比如行人被车撞伤昏迷；年迈患者本就失去思维能力；婴幼儿和植物人等。而且，即便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术中被麻醉和术后昏迷呢？危急情况可是随时会发生的，单纯依赖患者来决定显然不现实。所以，世界各国的医疗法规几乎都规定了两点：其一，医疗行为必须取得患者同意；其二，患者无法表达意思时，由其代理人或近亲属代为表达。我国《侵权责任法》作出了类似明确规定。

但在我国，除了患者“无法行使自主权”之外，还存在两方面突出情况：

一是患者“不恰当行使自主权”。例如女大学生到地下诊所接受手术卖卵、男大学生为了一笔巨款甘愿卖肾，甚至一些患者由于自身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不足（特别是在患病状态下，虽有意识，却难以确保清醒理智），难以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在我国医疗环境较为混乱的现状下，也不排除一些无良医生，为获取高昂诊疗费而刻意夸大病情、引诱患者接受不合理医疗行为的情况。

魏则西父母

二是我国医患纠纷频发的客观实际。中国人家族观念太重、独立意识不强，类似于剖宫产、绝育等手术往往涉及到“家族利益”，个人安危对家庭影响也甚于西方国家。患者手术治疗后，一旦出现任何不利后果，哪怕经过患者本人签字同意，也极可能引发家属不满乃至挑起严重纠纷。在患者家属明确反对某种治疗方案的情况下，医院强行实施该方案的风险极大。

或许恰恰是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保留了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这就为“患者同意”上了双保险，也起到了防范医患纠纷的作用。

必须承认的是，这项规定虽然合乎“国情”，却留下了立法漏洞，即患者个人意愿与家属意愿不一致时，究竟应该如何处置？本次产妇坠楼事件，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恰恰在这里。立法者并没有想到，有的病患家属会置医生建议和患者诉求于不顾，固执己见、拒绝让步。

但无论如何，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是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效力虽然低于《侵权责任法》，但两者却并不矛盾，前者只是对后者的具体规定，按照“具体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效力原则，榆林一院遵循《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持续对患者家属进行说服工作、同时对患者进行必要诊疗服务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

更何况，坠楼产妇生前虽然痛苦，却也没有达到自身和胎儿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这是本案与10年前的肖志军案件本质区别）。若依现有证据判断，导致产妇坠楼的，更有可能是她对于丈夫漠视自己痛苦的绝望情绪。借用网友的一句话：“如果产妇是对医疗机构失望，会寻求家人帮助，继续要求进行剖宫产；如果产妇是对家人失望，那么她实际上已经无路可走，跳楼的极端举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概括一下公周的观点：

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虽然存在立法漏洞，但仍然合法有效，医院遵循其规定是正确的；

产妇跳楼，并非因为医院拒绝给予手术，而很可能是无法与家人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的情绪失控。

医院和医护人员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