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军伟对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我认为立案是迟早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道。

“从国外的反垄断执法实践来看，可以说大的司法辖区，可能也就中国大陆尚未对苹果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就算没有消费者或开发者提出举报，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能也在开始前期的初步调查工作了，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时就借鉴了很多国外的反垄断法律，反垄断执法具有全球趋同性，所以我认为举报的胜算非常大。”

“从法律角度来说，‘金某案’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苹果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执法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非常重要，虽然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标准不完全相同，但一审关于苹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在二审中被推翻的可能很低，如果最终二审判决仍然认可苹果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那么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认定苹果公司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国外的反垄断执法结果肯定对国内有影响，个人认为只不过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到底认定苹果公司存在多少滥用行为的问题。

目前，欧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十多个国家都已经响应本国开发者诉求，通过立法、执法、诉讼等方式监管“苹果税”，苹果公司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出让步。

综合公开信息显示，自欧盟2024年《数字市场法》实施以来，苹果已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外部支付渠道，并将佣金降至10%–20%（视服务类型和开发者规模而定）；而苹果在美国虽仍强制用户使用IAP，但已允许通过外链跳转第三方支付，且不收取任何佣金；韩国与俄罗斯则在允许外部支付的同时，分别收取11%–26%和12%–27%的阶梯式佣金。

相较之下，中国目前仍严格执行封闭生态政策：所有iOS应用内的数字商品交易必须通过苹果官方支付系统，标准佣金高达30%，仅对年收入低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开发者提供15%优惠费率，且严禁跳转至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本土支付方式。

而这种区别对待的背后，是苹果公司作为行业头部企业所彰显的“傲慢”态度。这一点，两位律师都深有体会。

日前，王琼飞向凤凰网科技说道，“从苹果应对全球反垄断监管的历史来看，我认为苹果是一家比较傲慢的公司……除非一个地区对它采取严厉的法律行动，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监管，否则它不会改变。”

田军伟也表示，“中国开发者也应有权享受更低的佣金、拥有更多的支付渠道选择权，但权益是争取来的，没有压力，苹果公司显然不会主动向中国开发者让利。不是到最后一步了，我就不做让步，这种感觉在苹果公司身上特别明显。”

当苹果税庞大的经济利益与消费者的权益被置于天平的两端，苹果公司的选择已无需多言。

公开报道显示，2024年中国消费者缴纳苹果税的金额为64.4亿美元，在其中国区营收中占比达10%，仅次于美国的148亿美元，超过了苹果第二大市场欧洲，后者的苹果税负担为48亿美元。

“《反垄断法》有一种‘震慑力’，其罚款力度是绝大多数公司都无法接受的，而这也是我想推动对苹果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的一个原因——一旦启动反垄断调查，苹果有可能迅速妥协”，田军伟说道。

他解释道：

《反垄断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苹果公司存在垄断行为并予以处罚，除了苹果公司的违法所得应予以没收，还会以苹果公司上一年度的销售额为基数予以罚款。根据苹果2024财年财报，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为669.52亿美元，虽然苹果公司未单列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收入，鉴于中国大陆的销售收入在大中华区的份额占比很高，可以按此数据进行初步估算，按最低百分之一的罚款比例计算，罚款数额将为6.6952亿美元，按百分之十的罚款比例计算，最高罚款为66.952亿美元。

《反垄断法》第六十三条进一步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具体罚款数额。

苹果公司在多个国家因类似垄断行为已受到处罚，但其未主动在中国市场改正违法行为，因此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理论上有可能在第五十七条的基础上加重处罚。如果是这样，苹果公司可能面临的最大罚款金额为66.952亿美元的5倍，即334.76亿美元。同时考虑到反垄断调查的复杂性，案件调查可能持续数年，鉴于罚款数额与上一年度销售额相关，鉴于苹果税在中国市场的营收逐年上升，且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理论上也可能会以苹果公司的全球营收作为罚款基数，最终的罚款数额理论上可能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