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1年1月，消费者金某将苹果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上海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前述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通过“应用内购买”收取交易金额30%佣金的不公平高价行为；停止要求“应用内购买”只能选择IAP系统进行支付的强制搭售、限定交易和拒绝交易的行为。

此案便是由王琼飞代理。2024年5月，该案一审判决认定苹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驳回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诉请，双方均提起上诉，目前案件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中。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鉴于涉案App Store平台庞大的经营体系，就苹果公司为运营涉案平台所支出的具体成本事实上难以查清，故法院无法评估苹果公司运营成本与收取佣金之间的差异，进而无法依据前述差异评价其佣金是否过高。

对于苹果强制搭售、限定交易或拒绝交易的行为，法院认为，苹果公司使用IAP模块所涉及的对象系开发者，不会对消费者利益有所影响，原告并无就该行为的诉讼利益；即使原告具备相应诉讼利益，本案中IAP模块也并非独立的可售产品，原告亦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拒绝交易的行为。此外，苹果公司虽然限定了开发者所使用的支付模块，但是确实保护了交易相对人和消费者利益，切实保护了数据安全，维护了合理的经营模式，因此苹果公司的行为不会产生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后果。

但法院也裁定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法院认为，苹果公司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区域iOS系统下的智能终端应用程序交易平台的主要经营者。苹果国际经销公司虽然也参与平台与消费者的服务，但苹果公司与苹果国际经销公司系关联公司，其他经营者无法进入该平台。

在该案一审判决“出炉”后，田军伟主动联系了王琼飞寻求帮助，随后二人开始共同研究这一问题。经历数个月的筹备，才有了这一次的联合举报。据其介绍，本次参与联合举报的55名消费者，大多数是账号遭盗刷的苹果消费者。田军伟表示，这些消费者是慕名而来，来自天南地北的各个省份，涉及各个行业。他认为此次召集到超50名消费者，“已经不少了”。

根据QuestMobile TRUTH中国移动互联网数据库此前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苹果的活跃用户量达到2.71亿。

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面对国外的科技巨头，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田军伟说道。

以之前王琼飞代理的“金某案”为例，田军伟分析道：“作为涉外诉讼，按照法律规定本身就没有审限规定，反垄断案件本身也确实比较复杂，因此目前二审仍未有结果。但据我了解，苹果公司方面一开始就提出明显不成立的管辖权异议，再加上文书都需要跨国递送给苹果公司，整个过程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

“在法律从业者来看，这明显是苹果公司拖延时间、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的的策略”，田军伟说。

苹果公司为维权的消费者设立的障碍不仅限于法院应诉阶段。田军伟补充道，苹果公司虽在北京、上海设有经营实体，根据苹果公司单方拟定的《Apple媒体服务条款和条件》，中国消费者对应的合同方是爱尔兰的 App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td.，且争议管辖法院约定为美国加州法院。中国消费者在苹果应用商店消费与苹果公司之间发生纠纷后，如果投诉举报苹果公司在北京或上海的经营实体，这些实体对外均宣称不运营苹果应用商店，相关投诉举报无法得到受理；如果消费者对苹果公司在北京、上海的经营实体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法院在立案阶段一般仅作初步的形式审查，一般先按照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法院，若消费者没有找律师代理，可能由于专业知识所限直接卡在立案关，法院会以约定的管辖法院不在中国为由而不予受理。苹果公司当然知晓其通过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在所在国起诉的条款是无效的，但仍然在用户协议约定管辖法院在美国加州法院，苹果公司在拟定注册协议时就已经处心积虑为消费者起诉维权增加难度。如果消费者不掌握专业法律知识或没有律师代理，可能直接卡在立案关，进而放弃维权。

田律师向观察者网提供的信息显示，其多次尝试均未成功立案 受访者提供

而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切入的优势就在于，行政执法部门的管辖没有任何障碍，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境外公司的行为如果对国内产生了影响，中国一样有管辖权。“这也是我当时梳理完以后，最终选择从《反垄断法》角度投诉举报苹果公司的一个原因”，田军伟说道。

但田军伟一开始并未选择《反垄断法》的原因就在于举证过于艰难。他表示，作为个体消费者，要搜集足够的证据在法庭上证明苹果公司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难度非常大。

因此，田军伟希望能够借助行政监管部门的力量。而这正是此次举报的出发点之一。

“简单来说，举报的背后都是为了给后续的民事诉讼降低一些难度，或者说降低维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