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不规范　损害农民利益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2015年，黑龙江嫩江县黎明合作社和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合作，当年出现亏损。这家企业为追回投资成本，拉走收获的玉米，并拒绝支付农民工资，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农民组成护粮队，阻止企业拉粮，形成对峙局面。“当时矛盾一触即发，差点形成群体性事件。”黎明合作社理事长王树民说。

在上述广西某市的一个村子，听说记者过来采访，不少村民立即围过来。“2017年的租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不知道能不能给。今年甘蔗开榨已经20天了，但是公司什么说法都没有。我们按照合同办事，他们却不按照这个来。”有村干部表示，流转土地是政府动员的，去年的租金也一直没拿到，村民意见很大。

湖南永州法院系统一份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情况的调研报告透露，永州江永县法院曾受理的桃川镇下圩村委会与某外地个体户荒山承包合同纠纷案，牵涉到下圩村472户1800余名村民的切身利益。湖南省农委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湖南发生土地承包经营纠纷20525起，调处20469起，乡村调解18753起，仲裁委受理纠纷1772起，调解1716起，仲裁56起。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南省只有70%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土地流转交易有形市场，还有30%的县市区尚未建立，部分交易市场管理欠规范，大多数没有规范的资料档案室，土地流转资料保存不全。还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交易只是民间行为，不在交易场所交易，交易程序也有点不规范，给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带来隐患。

长沙市农委经管站站长刘光辉说，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出方比较多元，有的是乡镇组织流转，有的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流转，有的是由农户自发流转，还有少数是由县（市）涉农部门或由中介机构组织流转，五花八门，操作时不看对象、没门槛、不讲程序、不守规矩，随意性很大，流转双方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很普遍，容易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都没签书面合同或只有口头协议。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条款也比较简单，对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难以保障流转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权益。”广西崇左市农业局经管站站长李志强表示。

下乡资本“打擦边球”　“非粮化”现象频出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山东多个地级市采访调查时发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后，有些企业基于生产效益的考虑，可能会放弃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转而从事水产养殖、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挤占种粮面积，导致主粮产量下降。

湖南省一位农口干部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由于粮食价格较低，湖南省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如果流入方选择种粮，按水稻种植两季亩产1600斤，2016年籼稻国家1.35元/斤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收入才2160元，除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源等因素，种粮利润很少甚至亏本。因此，大多数流转企业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其他经济作物或水产养殖，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部分基层干部还反映，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一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一些农户因为土地不流转或抛荒都能得到粮补，土地不愿意流转或抛荒的现象比较常见，粮食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刘光辉说。

在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副团长刘同理看来，在“资本下乡”过程中，“非粮化”“非农化”现象是必然出现的，土地租金较高，粮食生产成本也越来越大，但粮价并不理想，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以后，更青睐一些高效的作物和高效的产业。这种倾向可能会造成不少隐患，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广西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大量“圈地”却不直接开发，也是“非粮化”“非农化”的一种表现。“我身边就有朋友干这个，利润空间很大。他们一次跟农民签约很多亩，造成很有开发能力的假象。但他没有这个能力，也不进行开发，而是发出邀请转包或分包，看哪个老板有能力来要地。他们待价而沽，从中赚取差价，转包不了就撂荒。”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官锡强表示，资本的属性就是“哪样赚钱做哪样”。一些下乡资本选择“打擦边球”就是为了从中赚钱，加上农村缺乏对土地流转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资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甚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者 刘良恒 王建 覃星星 孙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