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法西斯主义”概念本质的西方资产阶级史观，要为美国的快速法西斯化负全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的“2025年版”法西斯化进程，形式上并不是像1933年巴特勒将军证词指控的那次（俗称“华尔街政变”）一样，以反体制、反民主政变阴谋的方式暗中发生，而是借助底层民粹情绪大摇大摆登堂入室的。

被公认为其民粹基本盘的保守派、基督教白人基本盘，平时都自称是“民主”、“自由”、“宪政”、“法治”这些“美式政治优越性代名词”最坚定的支持者；深厚的民主选举历史、深刻的法治理念实践、稳定的宪政治理传统和对作为“必要之恶”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不仅没有成为这些人抵御法西斯思想的屏障，反而成了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拥抱“美丽新世界”的借口。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受公立快乐教育长大的“红脖子”中：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初次上台前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还端起人设“担忧”了几场的话，这次就目前笔者已知，美国最保守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但凡参与现实政治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按自己的“自由斗士”、“民主先锋”人设去阻挡特朗普的专断，反而在这场对保守派一切传统政治旗号的“自我政变”中扮演了辩护士甚至急先锋。

笔者在暑假期间，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有明白：这些从小受各种美国价值观熏陶、接受过政治学高等教育的人，是如何获得让自己能在口呼“民主”“普世价值”并用其敲打别人同时，搞出“2025计划”这种与“最终解决方案”本质无异东西的“双重思想”的？

现在笔者倾向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笔者之所以会觉得大喊“自由民主”的美国精英能“毫不觉得自己是在转向地”支持法西斯很奇怪，其实只是因为被现代西方自由派的政治学范式束缚了头脑，随之起舞自己跳进了他们长期有意无意塑造的分类学陷阱。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至今，知识界（不限于西方）对“法西斯主义”的识别方式已经遭到了天翻地覆的重塑。比如，笔者如果自问：“以你受过的所有文科高等教育，你想到法西斯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答案是：“极权主义、集体主义”。

这是谁告诉我的？

这个问题就有点难了。沿着教材参考书仔细向上梳理后，源头可能主要是两个人：安·兰德和汉娜·阿伦特。

安·兰德的政治哲学强调以私有财产权为主要特征的“个人权利”，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是唯一道德的社会制度，因为在她看来，“合乎道德”的唯一标准是保护上述权利。她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一个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利社会契约的“最小政府”，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府，都会破坏这种自由放任的纯粹性。

汉娜·阿伦特则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极权主义”学术范式。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时代王权专制的新的反乌托邦形式，并开创了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法西斯主义在这一维度下并列的先河。

由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适逢美国麦卡锡时代和东德“六一七”事件前夜，被反共浪潮下的美国“主流”舆论作为显学大肆传播；随后发生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泄露事件和波匈事件更是对其起到了“铁幕对面的背书”效果，“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为极权主义”，成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最喜欢的理论基础和宣传弹药之一，汉斯·艾森克、斯图尔特·克里斯蒂和阿尔伯特·梅尔策等人以“威权-自由程度”作为一侧坐标轴的各种原始版“诺兰曲线”四象限图，都采用了阿伦特分类法的精神。

1969年标准版的诺兰曲线

苏联解体后，阿伦特原著作中的“斯大林主义”被进一步“推广”到覆盖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思想在世界各国知识界尤其高校中遗毒至今，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者的思维模式，并在一些剧变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又反过来影响到官方历史叙事中。当今一些东欧亲美政权同时禁止镰刀锤子标志和纳粹万字符，理由为颇为“中间派”的“反对一切极权主义”，正是源于这位大姐最初塑造的、修正的法西斯主义观。

如果特朗普没有出现、或者如果他没有第二次当选，或者他第二次当选后没有在美国掀起这场法西斯化狂潮、或者这场运动遭到了美国“小政府”“个人主义”“精英”“民主宪政”保守派的坚决抵制而非狂热吹捧，这种拿“自由-威权”作量尺的价值观还可以继续被当成教材一代代讲下去，一代代在我们的文科课堂上制造自以为有独立思想的安·兰德和汉娜·阿伦特的崇拜者。

然而，共和党精英带着MAGA红脖子们来掀她们的棺材板了。

美国近七个月的现象足以证明，诱发法西斯政治的主客观环境可以在有浓厚个人主义气氛的社会里发生，可以催生出“自在的”、不自知的集体主义——民粹派系，使其在美式周期选举-代议民主体制的死角扩散。

事实上，这种变化绝不是美国的意外现象。世界各地的多个政权都证明“西式民主社会”与“法西斯化”绝不是泾渭分明，是很容易相互转化的。这个催化剂，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因此容忍资本主义民粹夺权的选举制度。

这种依附于“民主”的癌变，在美国这个安·兰德梦想的“人人自私、他才不乱”的资本主义超人乌托邦中，是无法治疗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是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体两面

笔者对汉娜·阿伦特并不反感。她所推崇的“参与式民主”和对当时西方代议制的批判，其实与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理论探索及对美国选举制的批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阿伦特“参与式民主”模型的部分灵感正源于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排除掉被西方保守主义势力选择性宣传利用的后事，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概念建构虽然当时被左派骂得很惨，也算为国际共运树起了一块雷区警示牌。

笔者对安·兰德观感很差，但做学术就像演戏，一台戏里不应该只有生旦净没有丑，最缺德的一种哲学立场不应该因为没人敢提而悬空，总要有个代表性学派或人物去占位。安·兰德去唱了这个丑角的词，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就事论事、心平气和地分析，她们二人的思想究竟错在哪里？

安·兰德和希特勒都是尼采的忠实粉丝——他俩都是狂热的社会分层论和超人论推崇者，一个认为是自己崇拜的独裁天才在开创商业，没了这些天才的企业乃至国家都要完蛋；一个认为是自己的独裁天才在开创政治，没了自己的德国人民都是渣渣。如果意识到“商业”是一种高度独裁组织活动的话，他俩其实完全是一路人。

汉娜·阿伦特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虽然23岁就拿到哲学博士，但她的研究领域是一种介于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东西。她在纳粹上台（立即流亡国外，仅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六个月）时，只比现在的我大一点，又被反纳粹工作牵扯了精力，很可能并未注意到德国这一时期的“保守革命”浪潮——这种业余兴趣，不要说在那时了，即使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男人的阵线”——及其理念与美国保守主义阵营惊人的相似性。她的问题出在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忽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