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教育的不同排斥性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城市的公立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农村学生的，它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排斥，另一部分是一种制度和经济排斥，这是我们在下文要论述的。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在既有的教育实践中，普遍采取一种划片招生的制度。作为这个制度的具体组成，必然会有一些学校的准入制度，这些制度在大部分时候都和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或者以“学区房”这样的形式与房产联系在一起（户籍和房产也很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就比如老板娘如果想要让孩子进入县里的公立学校，就必须在县里有房，政策改变后还必须有县城的户口。

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它的内在合理性，从生源与学校的亲和性的角度来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再者，农民想要进入城里就读，是要支付很大的经济成本的。一方面是生活成本，在中西部农村，上大学对于家庭而言是巨大的经济负担，实际上进入城里的中学读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另外，许多城市学校是没有寄宿制的，孩子只能走读，而买房或租房，再或者家长进城照顾孩子，哪一项对农民家庭来说都是巨大问题。正如长江中学附近乡镇的农民，都是不希望学校搬走的，因为如果长江中学搬到城里去，那么上学远了，上学贵了，孩子也没人照顾了。

城里的学校上不去，那在农村上学呢？实际上，农村的教育体系，对于农民来说实际上也是“排斥”的。

经过撤点并校的浪潮，小学教育从村退守到镇一级；近年来，由于生源减少等许多原因，中学教育从镇一级退守到县一级。这种现象是切实发生的，也为许多学者所注意到，不管是高度抽象的“文字上移”，还是贴近现象的“中学县城化”，这些概念无不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那么，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一种几乎真空的状态。并且，优质教育资源长期为城市的学校所占有，农村中学普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教育质量和水平都有较大的下滑，多有“江河日下”的感觉。

农村中学普遍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图/视觉中国）

而且，如果让孩子留在农村上学，父母往往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是去大城市务工，还是留在家乡照顾孩子。前者，会面临隔代教育的问题，后者又有面临着收入减少的现实压力。对于农民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私立学校一方面没有对农村学生的准入障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比农村中学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且私立学校普遍实行寄宿制和封闭式管理，学生也以农村学生为主，因此它有着比城市公立学校更好的对农村生源的亲和性。

但是我们看到，私立学校是一种市场行为，它有着强烈的自利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教育的异化。并且，私立学校毕竟位于城市，进入它的成本虽然较城市公立学校低得多，但也比在农村中学读书高得多，不是每个家庭能承受的。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教育的社会属性或多或少是被忽略的，反之强调的是它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的属性。从人力资源生产的视角出发，必然会强调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必然会强调资源的流动。这种简单的视角，无疑是不能理解教育问题的深刻复杂性的。

在这种视角下，城乡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就是简单的资源不平等，或者体制不畅通的问题。可事实哪有这么简单呢？教育是人的“塑造”，而不是简单的物的“生产”，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雕琢。生源是双重性的，既有人力资源性，又有政治社会性。

现有教育实践中的所谓 “城乡教育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被包装了的“教育城市化”。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必须要以乡土社会的城市化，农村家庭模式的完全城市化为前提。

长江中学一位曾长期在初中任教的老师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心声。他认为，现在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成绩和学习习惯都大不如前，其背后原因是“素质教育”的推行。以前，农村的初中以成绩为导向，老师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现在推行素质教育了，淡化了成绩导向，导致现在学校和老师对学生成绩的要求变松了。可农村哪来的条件推行素质教育，到头来，学生既没有培养出所谓素质，也没有好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

这正是长江中学许多老师的心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对城市教育模式的一种反映，是与乡土社会和农民家庭教育模式不相合的。

在北京顺义的那个城中村，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表达了她的辛酸。因为大儿子的辍学，她和丈夫格外注重小女儿的教育。他们每个月花大量的钱给女儿报补习班，可还是不见成效。访谈之余，她向我们反复询问一种“左脑开发”补习班是否靠谱。临走时，她告诉我们，自己文化水平较低，没办法辅导女儿的学业，学校里老师很多题都不会讲清楚，能否要我们的微信，方便以后向我们请教女儿不会的题。这是许多农民工家庭对城市教育体系挣扎适应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