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编者按】在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之际，有关其百年反思接踵而来。5月16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接受澎湃新闻专访，阐述了他眼中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遗产。他表示新文化运动的遗产里确实有不少需要检讨的东西，但不应像一些“儒生”那样对其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当年对传统的否定有多彻底，今天的‘儒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就有多彻底。这样的‘儒生’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镜像’甚至孽种。它比新文化运动的正统传人更象新文化运动。因为它憎恨父亲对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样是憎父者，更像父亲，而非祖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

澎湃新闻：我们总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你是否认同？

丁耘：这种概括虽然比较通行，也有利于去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重要特征，但毕竟并不全面。

这种描述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舒衡哲，在中国更加出名是因为李泽厚先生，而李先生已经指出除了“启蒙”之外，新文化运动也包含了“救亡”的主题。张灏更是为新文化运动罗列了一系列的“两歧性”。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复杂的面相。

除了“启蒙”之外，当时也有部分“文艺复兴”的诉求。当然复兴指向的，是被儒家压抑的、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其他小传统，例如墨、法、名家等等。同时，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一个支流，可归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后来新儒家的滥觞，虽然新儒家后来的发展，也蕴含了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但主要不是复兴被儒家压抑的其它思想传统，而是复兴儒家。但对待儒家的方式与康有为之前大不相同，是以断裂为前提的，是“复兴”式的，而非“延续”式的，是弃经学而用哲学的。哲学以及整体现代学科权威地位的建立，和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有很强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面相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之后也被革命的面相所取代。当然“革命”与“启蒙”的关系比“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有如此之多的复杂情况，一个经过重新解释和扩充的启蒙概念，还是可以为概括与研究新文化运动提供很多便利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甚至“保守”的面相，都可以同启蒙兼容。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澎湃新闻：那你个人如何定义“启蒙”？

丁耘：对启蒙运动，中西方有许多定义。这些定义有可通之处，也有不少差异。我愿意举出启蒙运动“越权威而任理性”这个特征，这大概具有最强的解释力。

其中“越权威”这个特征更普遍一些。中世纪教会权威至上，世俗政权则受到诸多复杂限制。早期现代化是王权从天主教会那里争取世俗权威的“绝对主义”过程。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冲击教会的组织权威，但有利于君主的主权权威。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冲击宗教的权威，不止于组织，而是针对宗教的教义、经典、精神乃至人类的宗教现象本身。并开始冲击君主主权。天主教会的组织和教义权威被宗教改革冲击过的地方释放了一些压力。而保留天主教会的地方如法国，历史欠账太多，所以其启蒙是最激进的。新教国家没有发生最激烈的革命。在中国，所弃的权威是同皇权、科举、宗族与士绅传统紧密联系的儒教，主要不是康有为要搞的孔教，就是传统儒教。

不过，“任理性”就会带来差异，因为理性观差别很大。法国的、苏格兰的、德国的，都有差别。这都既反映在观念史里，也体现在政治史、社会史里。但理性对于中国思想传统并非什么新东西，理学传统就是理性（或“性理”）传统，本来就试图将儒家经典重新奠基于“天理”而非圣人的权威之上。可以说理学是最早的现代启蒙，欧洲启蒙的源头之一。而成于轴心突破的儒家，则是早熟的启蒙，且蕴有对启蒙过火的内在克制。

我目前倾向于对启蒙做温和的保守主义解释，不是用保守主义拒斥启蒙，而是对启蒙重新解释，即《大学》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启蒙。明与enlighten若合符节。差别在于所明之“明德”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之间。有差异、可会通，但也保留差异。儒家明德可以包容理性。实际上，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就是理学。因此理学传统可以说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宏大的启蒙哲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比康德所谓“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更高明、阔大、整全。其中的新民说如发挥得当，也可把中国的启蒙运动、保守主义和革命传统都包含进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