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沈崇案发，清华燕大学子，表现卓异，积极勇悍。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注：陆先生为人可参见《逝去的大学》中《陆志韦与燕京大学》部分）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曾委婉批评：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 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 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懂得学生游行非仅为沈崇而来，实“有大意义”的陆志韦、梅贻琦先生，得谢泳先生“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之誉，可谓“求仁得仁”。

这段叙述中，最堪回味的是“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但凡一个八卦人士，都晓得，北大有好戏看了。

【part C：两个北大】

谢泳先生引用的这段史料尚语焉不详，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关于此事的叙述更加详细：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滩大操场，即有各学院同学集合。迄九时许，全场已有千余人。同时，各新标语、新壁报，纷纷增加，贴遍各处。尤以各教授之谈话及上书司徒大使之声明书，最为触目，争相阅读。十时，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学生之联合进城请愿游行队已出发之消息传来，各同学莫不兴奋异常。十一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进城，至北大办公处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等，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当议决对学生游行事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

我素来敬重郑天挺先生学问严谨，直到翻阅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后生们哪是容易得窥全景的？物理学家郑华炽，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务长”身份，暗示我们诸多内情。

清华班子一目了然：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训导长大约类似今日“学生管理”或“政工”一系领导，褚士荃言论亦相对收敛谨重，然而，三人齐心，颇可得见。

而诸种史料中，北大班子却只能散见各处。因为一旦整合一处，谁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云，此年6月，蒋梦麟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介石属意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复校后的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时在国内（胡适尚在美国），蒋介石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咨询傅的意见。傅斯年于 8月17日上书力辞，盛赞“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极具“佳话”体。政府任命发表后，胡适就任 前，由傅斯年暂代。胡、傅素来亲厚，亦师亦友，同气连枝。傅斯年代理校长后，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他1946年1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 说，“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先以陈雪屏后以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注：本节人物基本出场完毕）

训导长：陈雪屏。

秘书长（胡适年谱中称为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对“陈雪屏”只字未提，对“郑天挺”、“郑华炽”亦只字未提。我们既看不见“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陈雪屏；亦不知郑天挺、郑华炽诸先生的担当。这样如何能还原沈崇案的真实全貌？

他借《申报》批评了梅贻琦和陆志韦两位先生，然后径直盛赞胡适、傅斯年“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这种逻辑，何其武断草率尔？

《文汇报》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证了《世界日报》的报道：

【新闻记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长室，这里有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周炳琳、钱瑞升诸教授，有两位同学在哭诉校外分子来北大行凶以及向达教授被辱这些事。郑天挺安慰了一番，说学校必想办法，周炳琳教授则慷慨激昂，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这时电话铃响，原来是训导长陈雪屏来电，说他今日因病不能来校了。陈先生病的真巧。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并与治安当局洽商保护学生】

12月27日，学生团体代表往谒陈雪屏，目的无非是探问徵求校方意见。北大复校，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陈雪屏担任北大训导长，蒋政府显然颇有深意。“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这样一位人士，说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令人无比愤慨，仔细想想，并不令人吃惊。

沈崇案发时，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忙着起草宪法。根据年谱，他11月11日晨飞赴南京，12月30日飞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陈雪屏的继任者贺麟也参加了国民大会，回忆如下：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 们同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到南京后，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 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 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 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胡适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45年作为国府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年两制宪：1946年11月25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制宪国民 大会开幕典礼。南京期间，他给人题写条幅，“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写照：建设的，乐观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贺麟，已 觉制宪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入不进戏，甚感无聊。

北大群龙无首，训导长陈雪屏的话，可谓官僚遁词与精英傻话共一色，群众听得面目发青。当然，陈雪屏官运亨通，亦可想而知。据继任者贺麟回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 荐，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 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 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 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贺麟过境南京，“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

党棍陈雪屏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什么形象，有无威望，同样可想而知。他和郑天挺、郑华炽级别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难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浇油，学 生势起，游行在所难免，他只有称病在家，由郑天挺、郑华炽先生收摊承担了。“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亦可见陈雪屏势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报》登出一条奥妙无穷的短讯，道破郑、陈间的歧异：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二人意见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关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学生游行时，曾邀请训导长陈雪屏到校，陈推说有病，未到。郑表示遗憾。】

12月27日，学生组织了“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亦积极联络清华等校。29日，筹备会会场被砸，民主墙壁报亦被人扫撕一空。30日晨，“职业学 生”及打手们撕去罢课的布告，贴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课”的告示。历史系向达教授正好路过，眼见种种不堪，知识分子“迂气”发作，这位秀才试图和猛士们讲讲 道理：“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人家哪里肯听你的真理，打 骂有加。此即新闻中所言“向达教授被辱”一事。

学院知识分子，言必称言论自由，视之为内心信仰。然而遇见不信却又会武术的，只能束手。钱端升教授被问及对“情报网”共谍逗引说持什么态度，钱教授的怒言既可乐又悲凉，“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有钱印这些东西，我的政治学讲义，到现在还没印出来！”

搞到这种地步，教授们亦要反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校长室内已经怒不可遏，当北大学子等待清华、燕大学子入场时，这位周教授，亦毫无避嫌，出现在操场上，示以支持。学生们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汇报》叙述时亦难免唏嘘，【原来周先生正是当年五四健将，一瞬卅年，如今已两鬓如霜了。】

好一个“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关于代际更迭很敏锐的洞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数青年人的热血、慷慨、风发，向来如是。等到30年后，自己上了宴席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当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间掠过，恐怕亦只有压下不想，还能 怎么样？有家有业，上街闹革命，你试试？再说，换人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维自然会比青年人多有顾忌、疑虑，这亦是自然的。一个成熟 的社会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变革，有人步步谋划；有人热情，有人稳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稳稳刹车。

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27年之后，竟然被满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来打酱油，这是多么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记忆和此刻叠合，想必他心里亦感慨万千：我还是那个我？世道还是那个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变了我？！

1946年12月31日，《新民报》刊出的《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达、郑华炽、钱端升以及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亦在列。

这份名录并非以姓名笔画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part D：前浪后浪】

周炳琳的作为意外提醒了看客们，沈崇案另有一重隐秘的戏剧性与悲剧性：与沈崇案相关的胡适、傅斯年、何思源都是五四排行榜上数得着的人物。

1918年，27岁的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26岁得蔡元培先生聘请任北大教授，一时“胡博士”风头无俩。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他仅比胡适小5岁，说是师生，更近朋友。1918年和罗家伦组织新潮社（胡适颇有助力），仿《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与国粹派论 战，影响甚广。胡适如是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 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风云一时。

1946年北平市长何思源，曾是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冲进曹汝霖住宅的，他就是其中一员，历史书上赫赫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他可是近在咫尺的亲历 者：“队伍折向外交部，又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进入。我 冲进院里时，抬头看到大厅前沿挂着“大总统颁”字样的横匾一方，匾上题的什么字，我没顾得看。进入厅堂，看到铺陈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群众在极 度愤怒下，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我就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

我们不妨再就当日北平官场略作勾描：

气焰嚣张的警察局长汤永咸，原是宪兵团长，出自蒋介石侍从室。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出身，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意志。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桂系头脑，功高盖主，蒋介石一向颇为忌惮。北平行辕主任，看似掌控华北五省三市（5个省，3个特别市），实为无实权的最高长官。李宗仁对此心知肚明，“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责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

北平市长何思源（任期1946.11-1948.5），他的根基实在山东。1928年起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后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任 山东省主席。文职官员何思源并无大树靠山，也就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交好；在山东还和CC系有过冲突。1946年，他被排挤出山东，转赴北平。有史料说，这项 任命也“只不过是蒋介石给何思源下野的一个台阶，实际上不打算让何思源上任，因为北平前市长熊斌本来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陈诚保荐张伯谨，就是准备接替 熊斌任市长的。”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和陈诚关系甚密。

体制内郁郁紧张的何思源，在沈崇案中亦体现了复杂的两面性。

25-28日，官方尚试图控制舆论减压。何思源“据官方检验，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 与市府秘书长 “市府对该女生是否为大学生及该女与二美兵是否相识二事，正详细调查”的说法均属于官僚机器遵循惯例的圆熟运作产物：弦外之音，余音袅袅；同时预留了种种空间，找错颇难。

然而，媒体曝光，纸里包不住火，却使这路手法显得无比拙劣。同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国民众向来是最难欺哄的；只不过耐力亦惊人，很多时候忍着不跳将出来和你计较而已。一旦中国人民动真格的，不仅吃不了，也难兜着走。

北大壁报就有一条专门针对何思源的：

何思源说：处女膜未十分破裂

怒骂北大败类何思源，身为市长，不能爱民，反为外人辩护，北大颜面被你丢尽，何不思其源，何不及早引咎辞职。我们要求北大同学会将其开除。

年轻人的好处即是非清晰且明快，他们不理会你有多少辩解、借口，坚持世界不应该是灰色甚至黑色的。体制内人士，呆久了冷暖自知，往往欲说还休。自己做学长 的，当年也勇过的，如今得学弟学妹们如此评价，何市长若知晓必然五味杂陈。其实也不用学弟学妹们提醒，27年前的自己在心里不对自己今日作为说道说道吗？

28日，何思源代表北平市政府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并附备忘录一项，要求“对两名肇事美兵迅予实施军事审判，依法从重惩处，并从优赔偿被害人之损失”等，美军当局口头答复，“照会各节俟审判完竣罪案成立后，当可全部接受，并深致歉忱。”29日，北平市政府将上述“抗议书”、“备忘录”及美方之答复转发各高校。这无非是顺乎民心、调头极快也更成熟的运作。

然而，中央未必中意地方政府这等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手段。汤永咸、陈继承、陈雪屏，这些蒋介石嫡系或看重之人，对民众均持凶悍激烈的主张，放低身段，便视同于投降。于是，何思源处境难免尴尬，他进退维谷，两边背光。

不仅何思源如此，放在火上烤的李宗仁何尝不是如此？前面《文汇报》所载新闻，叙述北大清华燕京各校负责人会议时，还有一意味深长的余笔：“同时听说行辕和美方军事当局也协商过，这一天禁止美兵外出。（连军调部美方人员都没有回家吃午饭，都在办公室啃面包。”

30日学生代表们谒见，李宗仁“因公未出，由政务处处长王捷三代表出见。学生代表首称：对此次抗议游行事，行辕未加阻止，且派员保护，谨代表全体同学致谢。”（见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

中统的情报亦可旁证，“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见《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82页，1946年12月31日《中统关于北平学运的情报》。）

结合一起看，李宗仁的微妙态度便呼之欲出。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自己又被猜忌，唯有如此小心协调。他和何思源理念一致，偏重“疏导”，他们想必和各高校领导人亦有过沟通共识，遂有12月30日“和平游行”的场景。

何思源后来甚至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行政院很快致电敲打了他政治上的不正确，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决不容许奸人借机污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见1947年1月10日《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学函》）

何、李结下交情，亦和这段北平处境不无关系。均非嫡系，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念相似，难免惺惺相惜。1948年4月，何思源积极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并获得成功。蒋介石本属意孙科，计划落空，颇有忌恨，6月，下令免去何思源北平市长一职。何思源与之彻底决裂，1949年初，从南京飞赴北平呼吁和平解放 北平，——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军统暗杀何思源，沈醉亦被毛人凤叫来参谋。“尔后，由叶翔之率四名特务乘专机飞往北平，令特务飞贼段云鹏在何宅安置了定 时炸弹，造成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五伤的惨剧。”（见何思源：走向民主和进步）

1949年土共解放南京。10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李宗仁这位和谈期间被抛出来的“代总统”托言就医，由香港转赴美国。1965年李宗仁和夫人叶落归根，回到大陆，1969年病逝。诸人命运选择，沈崇案已颇见端倪。

我很理解谢泳先生的解密文为何只能拉着魔都市长吴国桢的话指摘这个，论证那个——北平市长何思源、行辕主任李宗仁无论是沈崇案中作为，还是前世今生，都很难被纳入谢先生的轨道中，他惟有略过。

即使这样，《重说沈崇案》亦露出了马脚——

【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大游行示威运动，游行示威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自然就解决了。”）

何思源此时，与蒋政府抵牾之深，我们宛如亲见。何思源深知自己政治不正确，难入法眼；但也不打算改了，终于渐行渐远。

由此，我们转回来细看被谢泳先生不由分说捧上神坛并颂之为“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胡、傅二人，不免有新的发现。

熟人网友均知我敬慕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思想，当陈寅恪被树立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旗帜，并被“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发挥时，在下惟有一叹。陈 先生是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假，可他活着也绝非在乎虚名之人，去了法国、德国、瑞士、美国，学了8门语言，广为吸纳精研史学，甚至没混一个“博士”文凭。 有人拼命将陈先生送上神坛，实在是为了送一群人上神坛，这些人资格不够，唯有陪绑上陈先生了。这和试图借王实味一人将土共送上永恒的绞架实乃异曲同工，可 王实味为何弃绝了国统区，奔向延安，就要讳若莫深了。王实味若活在今日，这位自动放弃外企高薪愿意考研、还是学文学哲学的主儿；对买办之路毫无兴趣、愿意 参与左派研讨实践的主儿，怎么都和张口闭口拿他当招牌的人不是一路的。当然，死人被用作武器，那真是顺手极了。

以胡适为例。1929年写《人权与约法》的胡适可称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而1946年沈崇案发时的胡适，实是非同一般的体制内人士，何来独立，又何来自由？

难怪胡、傅都去了台湾。沈崇案中，他们可比何思源政治上“正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