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党内几种发展方式竞争共存，是一个奇迹

观察者网：放眼世界，中国的体制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复兴之路上的作用？

陈平：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有几件事非常特殊：第一件事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保持大一统，这是其他文明都做不到的；第二件事，国家大一统，但思想不僵化，学习能力非常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不同发展模式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都非常优秀。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里讲的路线斗争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刘少奇代表的就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东亚模式，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再慢慢往社会主义过度；周恩来、陈云等引进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务实、成系统，做得比苏联还好；毛泽东看到国际分工和国家安全间的矛盾，所以不接受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分工，最终中苏发生分裂。

毛泽东坚持“十大关系”，坚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要同时发展，重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苏联的集中统一很不一样。毛泽东是真的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特点，怎么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集体化，那在世界上也是独创的，所以毛泽东也代表了一种路线。

而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邓小平胆子大，改革开放大量吸引西方外资，大量放留学生出去，不怕他们不回来，这种魄力是连斯大林都没有的。

在西方或苏联等任何其他国家，一个党派内同时有几派个性强的人，那政党早就分裂了，而中国共产党还能保持集中统一，几种发展方式竞争共存，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自己也是非常佩服的。

观察者网：请问您是共产党员吗？

陈平：我从小就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复兴民族的理想，也认同马克思要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上大学的时候，我申请过加入共产党，但根本没有批准的可能。我从中学开始就爱想问题，老喜欢提问题、质疑领导，所以大学时因问题太多，入不了党。有趣的是，邓小平出山以后，我参加科学大会、早期的政策研究，国家科委和党的领导人都对我非常看重，也把很多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研究，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是否要申请入党，是否要当官做干部。

至今未入党，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我的老师严济慈是九三学社的，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做科学。当时改革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涉及改革的重大的有争议的方案，都是党的领导人鼓励年轻人提出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得到认可后推广，这里面有很多是非党员的群众。所以我觉得他们从来不动员我加入共产党，有一个考虑是给我更大的说话空间，也因此我经常会说一些过线的言论，但事后被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陈平与老师严济慈

此外，我在国外40年，以一个物理学家的身份，和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辩论，也有很大好处——讨论政治问题时，有很大的自由。和外国人辩论，人家会问你是不是党员，好像你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不是党员，我就是科学家，所以我说话的自由度要更大一点。对中国来说，也可以增加一点多样化。

·解释中国经验，不要就事论事

观察者网：80、90年代改革中，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对中国道路越来越肯定。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陈平：我想说明一点，我从来没有过全盘西化的念头。

我母亲的养父来自外交官家族，他们家有人是巴黎和会的代表，我的外祖父在抗战以前是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后来战争中转到新西兰惠灵顿。而我母亲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长大的，受英国殖民主义压迫非常厉害，所以我母亲从来就不信任西方的殖民主义，在我小时候就教育我巴黎和会上的国耻，希望中国强大。我前面也说过，我第一年到美国，看见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当时都奇怪“美国这种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过要全盘西化的念头。我小时候的志愿还受母亲的影响，希望中国建一个强大的海军，打到英国去，后来学物理是想造原子弹。现在会研究西方现代化道路，但不会期待全盘西化。

在西方生活了40年，对西方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我看来，西方衰落不是2008年开始的，而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从里根上台削减税收、削减科研经费开始。后来做科学家，体会到在美国科研越来越难做，而中国做科学的发展空间是越来越大。因此，我对中国向来是有信心的，只是没料到发展这么快，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世界第二。

另外，其实“中国道路”这一提法也是我首创的。当时上海社科院搞有奖征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专门来信要求我也应征，结果我还得了一等奖。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定型，尤其是金融和社保，要学西方还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争论还很大，讲“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所以我的提法叫“中国道路”，意思是未来往什么方向走，还有待观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用“中国道路”这词了，这里面应也有本人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