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瓜尔佳、王奕佳）

近一个多月，“警察”二字似乎都是舆论热词。

从人大硕士涉嫖猝死，到兰州警察“打屁股”事件，再到深圳警察传唤两女孩……平均几天一起的负面事件，让警察的形象在舆论场里，受到严重冲击。警察什么情况下可以查验身份证？如何安全地围观警察执法？遇到警察不规范执法怎么办？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假警察”？一个个问题在朋友圈热传，折射出的，是警民双方的焦虑与不安。

难道你不好奇，为什么“坏警察”好像瞬间多了？警民之间的信任，似乎已经受到伤害，我们如何重塑新型警民关系？

警察在地铁口查验身份证

“坏警察”显得多了，是进步还是倒退？

很多小伙伴后台留言，问长安君怎么看待近期不断曝出的“坏警察”现象。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的观点是，这首先肯定不是社会的倒退，恰恰是，社会监督的环境在进步。

有监督才有曝光，有曝光，才有机会让“坏警察”显形。中国有近200万警察，每天都在执法，不规范的行为，之前就没有吗？显然不是。而近一个多月里，“坏警察”的总数，真的骤然增多吗？也未必。但舆论场上，涉警的负面新闻频频被推到前台，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合力”——

首先，从最浅显的层面讲，舆论场有集聚效应和联想效应，一段时间内被公众集中关注的某个群体，会被媒体投以更多注意力。小伙伴可能还有印象，在“富士康n连跳”占据舆论头条时，似乎满世界都是“富士康”；在“精神病肇事”引发全民焦虑时，精神病患引发的“事故”，似乎接二连三；在“患者砍杀医生”被广泛围观时，全国各地，马上会集中涌现一批“伤医案”。背后除了一定程度上的效仿效应，更多是“关注力”不一样了。越关注，就有越多涉警负面事件“上头条”：“上头条”越多，公众越关注，相互加温。

其次，从警察职能角度讲，他们处在社会矛盾的最前沿，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冲突”也最为直接的群体，发生负面事件的几率更高，所承载的不满也更多。公安机关是国家授权的暴力机关，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为密切的行政部门之一，拥有相对广泛的行政执法管理权和刑事司法权，是最需要规则的。但在规则不细、警力少、压力大等多重现实之下，作为个人的警察，不规范执法，相对更容易发生；作为一种公权力符号的警察，则经常成为公众不满的直接承受者。

于是，在近期“全民围观警察”的氛围中，涉警新闻，无论是非曲直，都能引起网民热议。也有谣言和掐头去尾的信息，掺杂其间，因迎合情绪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坏警察”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要扭转，却非一日之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权利观念在变，社会的监督环境也在变，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让“坏警察”得到曝光。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乃至几年前，“监督警察”观念都没有今天那么普及，那么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法治意识的提高，公众从“不知维权”实现了“我要维权”的转变。科技的发展，更让我们跨入了“人人有手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以往，由于传播媒介的相对落后，舆论环境的相对苛严，人们的耳朵相对闭塞。如今，当警察处置街头案件时，总会发现有众多的手机在拍摄，警察一旦有不规范的执法动作，往往会第一时间上网。

一句话：“坏警察”显得多了，其实，是舆论环境更开放、监督环境更好、老百姓法治意识更强的折射。

警察执法，该不该被监督？当然应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监督都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让这支队伍不断改进的最有力“外压”。

这就是为什么，“坏警察”在舆论场上好像瞬间增多，但长安君依然能对这支队伍的整体，抱有信心。

对每一个参与监督的小伙伴，长安君都要点赞！

公民权和警察权，怎么共处？

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坏警察增多”这一设定并不成立，但警民互信，已然被撕开伤口。

自人大硕士涉嫖事件后，不少老百姓担心：我正常出门遇到警察，会不会被“执法死”？所以，反抗成了某种“下意识”；不少警察则疾呼：如果公民“不配合执法”成常态，让警察怎么工作？僵持的后果，是恶性循环。而且，代价已经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