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评测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一、从评测对象的理智、诚实程度与研究的完整性出发。它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是否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研究目的是反映事实，还是为维护某群体的利益而宣扬某种观点？其研究是遵循科学方法还是仅凭印象开展，甚至有误导作用？

二、调查是否涉及利益冲突？军火制造商资助下开展的安全与军事研究，以及石油公司出资开展的能源与气候研究均属此类。

三、智库是否关怀当地人群以及世界人民？其所重视的需求，是来自百姓还是企业CEO们？

四、决定研究重点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否会考虑普通大众的建议？关于某项政策，研究员是尽心调研，还是只听从上面安排？

最后一点，智库是否致力于长期规划，是否考虑今天的决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我们或许还会考虑智库是否会在开展国际行动时使用多种语言，是否会促进全世界调查员们的通力合作。

这样的智库评测系统将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社会公民项目（Civil Society Program）确立的排名指数实用得多。他们的做法只对各个智库增加预算、扩大规模、接近权贵有好处，忽略了利益冲突与研究完整性等问题。

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独特的作用

中国智库还能为真正的、可以引领我们前进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见解，原因很简单。

目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观点，可追溯至康德与黑格尔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概念。该观点先后成为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与美国的逻辑。然而希腊传统虽然充满智慧，但只关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与全球治理并无关系。西方对民族国家的痴迷便可溯源至这种早期的思想定位。

中国早于欧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价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维护那些共享价值。继联合国的诞生后，在我们探寻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时，“天下”或“春秋”这样的政治话语不是比西方传统更实用、至少更值得考虑吗？

我并不想否认晚期帝制中国曾存在推行单边主义等问题。我要说的是，在进行早期国际社会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方面，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然而我看见中国媒体常常展示类似于晚清宫殿的建筑，它们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们的住所，而非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的终极价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尽管中国的传统建筑与陈设十分精美，但将中国传统的物质方面当作其中心内容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可悲的误读。也许中国人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某种物质文化来解读。在人们眼中，传统文化与广告牌上的名表、名包与豪宅大致等同。

然而，尽管在帝制末期经历过短暂的堕落与沉溺，传统中国绝非如此肤浅。在中国伟大的儒道释传统中，人类体验最宝贵的方面超越视觉、无法触摸。中华传统重视对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这种美德首先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于物件之中。这种价值甚至无法在书中找到——尽管收集书籍十分有趣。终极价值蕴含在无影无形之中。

如果要开拓中国智库的新传统，我们应当从寻回终极价值——这种并非由西方输入、流失于东方的东西开始。

把北京打造成智库中心

中国的民间智库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与之相适应，中国智库需要更上层楼，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的智库中心可以说迫在眉睫。

中国需要的不是演绎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需要想象力，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想象力。民间智慧在互联网上已然有所体现，互联网所呈现的广度与汇集的大数据本身就意味着“众人之事”，这是需要去发掘的。民间智慧不可限量，民间智库可以发挥出的建设力量不可小觑，全民创造力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发出来，只有在人们主动去思考、表达其主张的前提下，他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释放。他们的思考与声音，可以说本身就是国情的体现。民间智库可望将全民创造力的激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思考是从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出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思考可以替代与覆盖的。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观念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权利，才能由此构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专家们固然有知识与专业上的优势，但他们可能不切实际，离题万里，乃至背离常识与直觉。中国智慧当然指的是中国人的智慧，民间智慧的集中以及通过互联网汇集的声音，必将成为中国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治国理念，那么北京的智库群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governance）创新的核心呢？能否在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起到引领作用呢？若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迈出重要的几步。

首先，需要包容年轻人。如果你去参加智库活动，你很难发现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言人一般是60—70岁。活动中的年轻人均为服务人员，对讨论不起任何作用。年轻意味着活力与创造力，忽略年轻人的需求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此外，智库需实现国际化，仅仅用英语开展研讨会，并不表示实现国际化。研究小组中应包含外国人、包括女性、包括在国外的华人代表。需像国外智库一样，聘用外国人担任高级研究员。

智库要做到“适度超前”，预判十分关键。好的出发点未必能导致好的结果，而是导致多种可能的结果，因此需要对此做出准确预判。影响不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因此要目中有人，要搞清楚人们的合理需求。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

新一代智库需正面探讨气候变化等核心问题，同时需要发表令人敬畏的正直言论。技术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重要议题。虽然我们还未正确认识这点，但技术正在令社会分化，并弱化了对社会问题的集中能力。智库的作用是要让我们关注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深刻问题。如果只是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像举行仪式一样向听众阐述陈旧的观点将导致智库的失败。

智库还应该包括多种语言。除英语外，一般而言涉及哪个国家就应当使用哪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亚洲问题上使用日语、韩语，在俄罗斯问题上使用俄语，在中东问题上使用阿拉伯语等等。这样世界各国才更可能更加关注中国智库发出的声音，提升国家软实力。

若北京试图成为世界智库的中心，革新能力是核心。模仿存在局限性，需要综合国内外研究和讨论的网络。这是为了对于气候变化或“虚拟空间的未来”等非常综合性的问题，能够担负起调整世界各国的新政策，开展国际项目的重任。

同时也需要增进小型、大型智库间的合作。大型智库预算较多，更易接触到世界级专家。小型智库灵活性好，更了解人们的需求。若北京开发出在这些智库间分享财力和知识的战略，将迎来创新智库群的诞生。

智库需要提出能够吸引国际社会的主张，那样的话，需要与更多国外智库交流合作，相应拥有比较丰富的外文文献。保守的智库多数集中于国际金融或安全问题等与一般人需求无关的议题，未对青年岗位、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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