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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霁一:都是被“殖民”过来的,港澳差别为何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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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澳葡政府,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相对上心多了,后期还还得不情不愿的。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访华商谈香港回归一事时,甚至提出“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不过让邓小平以“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为由给怼回去了。
1841年1月26日,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r)在香港岛占领角登陆,自此,香港正式开启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仅两年之后,即1843年6月26日,港督府就公布了《香港殖民地宪章》[8];翌日,英国战争及殖民大臣致函首任港督砵甸乍(文件被称为《致砵甸乍训令》),命令其组织香港政府,并授予港督制订香港法律的权利。[9]这两份官方文件,成为1917年《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和《皇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的蓝本,也为以后一百多年基本未变的香港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10]
在对华人管治问题上,港英政府可谓花了不少心思。不仅派英国学生学习中文,再安插到港府任职,还于1862年设立中央书院,培养识读英文的华人(孙中山曾在此读书三年),等等。此外,还对华人社会实行“间接统治”,即将华人精英延揽到行政局、立法局和各级咨询机构中,或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授予各级勋章,给予英籍,等等。这些做法被香港学者罗永生称为“勾结合谋”。
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伍廷芳就在1880年被港英政府“勾结”进立法局,成为首名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周寿臣成为被委任为行政局议员的首位华人。不过,起初这些被纳入行政机器的华人精英,在政府里只是个“边缘角色”,充当沟通港英政府和华人社会的桥梁。
伍廷芳
而在港英政府所有管治香港的政治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通过建立“行政吸纳政治”体系来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
“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概念为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于1981年所提出,意指政府把社会中以精英群体为主的政治势力吸收到其行政决策机关,以达致统合精英的效果。而缔造精英间的“共识政体”,不仅能为政府执政赢得正统性,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行政体系之外与政府对抗的政治人员,从而消弭香港社会中的反英情绪。
198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区议会、立法局等政治机构中推行间接选举制度,选举人资格涵盖教育界、法律界、医疗界等社会多个领域。1991年,立法局还引入直选方式。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更是在1992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选议席。此外,港英政府还于1946年开始施行科层组织本地化政策,至1996年10月1日,香港18.4万名公务员中,超过99%为本地人员。[11]1997年回归之后,“行政吸纳政治”体系大体被沿用下来,仍服务于香港的政治生活。
至于经济、民生等层面,港英政府起初将香港视为“自由贸易港”,二战结束后由于冷战,香港转口贸易受管制,发展起轻工业。而在“殖民”后期,迫于当时形势港英政府亦有不少作为。其中,第25任港督麦理浩便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
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内工党长期执政,推行福利制度。受此影响,港英政府需向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社会服务。而香港社会内部矛盾也不断加剧。1966年因天星小轮加价5分就引起社会暴动,造成1人,多人受伤,千人被捕;1967年,部分香港左派受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以“反英抗暴”为名发起暴动,造成最少52人死亡,800余人受伤。类似政治事件让港英政府意识到,需全面调整统治策略,以赢得民众的支持。[12]
麦理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任为香港总督。其于1971年上任,至1982年十年多的任期内,施行“善政”,对香港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推行“十年建屋计划”解决市民居住问题、发展交通网络兴建地下铁等,涉及社会多个范畴。现在我们颇为敬重的廉政公署也是其在任内创立。
麦理浩(中)
当时香港社会贪污成风,民间连生病叫救护,都得先给救护人员“茶钱”;而港督政府内部也贪污严重,总警司葛柏一人多年贪污款项就逾430万港元,这事后来成为廉政公署成立的引子。麦理浩上任后雷厉风行,廉政风暴从公务员机构刮到工商界,此后香港积存已久的贪腐问题被逐步肃清。
十年“麦理浩时代”,让香港电子业、建筑业、金融业等多个行业高速发展,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在麦理浩政府管治下,香港从一中国边陲的港口小地方一下子晋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市民对香港的认同感也基本在这一时期建立、成形。
港英政府比起澳葡政府,在“殖民”后期对香港称得上是“励精图治”,而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与在澳门相比,却也是另一番场景。
香港在被“殖民”时期,地缘政治极为敏感,不仅是美英和中苏对抗的中间点,也是国共两党的争执之地。各股政治势力在香港明争暗斗,而港英政府夹杂其间,多是试图将各类问题“去政治化”处理。因此,共产党在香港地区对民众的政治影响力受到压抑。而上文提到的“六七暴动”中,不少左派地下组织曝光,部分人员被遣回大陆,事后,香港市民对也对左派多备有戒心,更让香港的亲北京势力受到重创,至回归前几年才慢慢恢复过来。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主要被定义为“经济城市”,指着通过香港带动深圳乃至内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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