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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铸剑——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工产业的发展状况
关键字: 抗日战争敌后抗战晋察冀军工发展武器制造工人运动经过两天调查,他开始对修械所的生产管理作改进,以提高刺刀产量。这里有5盘炉子,每盘炉4个工人(一个拉风箱,一个掌钳,两个抡锤),每炉一天才打4把刺刀。工人们一次只烧一个刺刀坯件,烧红以后锻打,温度下降了又重放回炉子上烧,这样除了拉风箱的,其他3个人就干等着。刘再生找老师傅郄正喜商量:“一次是不是可以同时烧五六把坯件,打一把的时候,其他几把按顺序依次往前挪,继续烧,这样可以不停地锻打。”经过改进,每盘炉一天打出了40把刺刀,5盘炉共200把,产量提高了10倍。
手榴弹用黑火药制造,因为炸药威力小,刚开始只能炸两半,经过不断试验发现把黑火药研磨到小米粒大小威力最大,再改变模具,最多也只能炸五十多块。所用的卡钳、锉刀、钻头都是工人自己制作的,使用量最大的锉刀是工人用平汉铁路道轨反复锻打,然后涂上面酱,渗碳淬火而成的;修枪的老虎台钳是工人们用群众捐献的铜线、碎杂铜铸造台体,配合自制的丝杠面而成,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1939年12月《晋察冀兵工生产总结》提到“子弹是复装子弹,火药是利用炮弹拆解下来的无烟药,底火是自己造的雷汞,子弹头用铜元制造。”⑶
缴获日寇或国民党遗留的炮弹有以“苦味酸”做炸药的还有就是T.N.T炸药。“苦味酸”又称黄鱼炸药,它的力量更大。由于“苦味酸”能和金属起作用,所以先用纸包好,浸腊,再装入炮弹体中,不好用它作金属雷管中的“加强药”。T.N.T炸药特性比较稳定,军工人用火把炮弹内的T.N.T烤成液体倒出来,再装进子弹、炮弹中做发射药。雷汞没有知识决计是造不出来的,这就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
全面抗战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辅仁中学当老师的地下党党员张珍到了冀中。38年5月间八路军战士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发现了三条很大的船,据当地老百姓说是阎锡山留下的,因为是炸药没人敢碰。张珍上学、工作期间,在北平地下党的指示下,一直研究试制炸药。他知道,如果真留下的是炸药或原料那将意味着什么。
仔细查看后,发现三条船上装的主要是制造烈性炸药的氯酸钾原料,约有两百多箱,每箱几十公斤。还有赤磷、漆包线、电线、电缆和钢材。钢材有圆钢、管材、锋钢、合金钢和高速钢等,还有锉刀、锯条、各种砂轮和钻头等工具。这些原材料在抗战初期解决了土八路烈性炸药和工具来源不足的问题。
张珍到达边区后动员北京大学的熊大正来到冀中,熊大正到了冀中后,又找了他的同学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汪怀常(后回到清华继续学业并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两弹一星研制),成立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开始了军工产品的研制、开发。张珍后来回忆经他介绍来到边区参加抗战的大约有100多人。个体的力量必须借助集体才能得以展现,一个人是无法干成事业的。
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苏,在同学地下党员李猛(原名朱南华)动员下和一群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张苏回忆刚到冀中的时候,八路军战士怕氯酸钾受潮,放在房顶上用日光暴晒,结果引起剧烈爆炸;炮弹股生产的炮弹,用制造黑火药的办法,一硫、二硝、三炭——只用氯酸钾代替火硝,用雄黄之类的东西代替木炭,以为氯酸钾和黑火药一样。这群知识分子来到边区后这三船氯酸钾有了用武之地。
汪怀常将定量的植物油(大麻子油),放在水套锅里加热,再加上少量的TNT炸药使它融化,然后再加上大量的氯酸钾粉;将这些东西混合成均匀的粉状物,氯酸钾炸药就做成了。TNT炸药是林风在一位美籍华人杨锦魁帮助下,在日寇占领区天津制成的。
林风分批把做成的TNT炸药制成肥皂条状,混装在肥皂箱里,由刘维、李琳设法秘密运到冀中根据地。(林风,1936年到1937年,林风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林风借燕京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继续做毕业论文实验,意欲完成研究生学业,在地下党和叶企孙先生的的指引下,留在天津帮助冀中根据地。后因支持抗日被日寇抓进监狱,45年抗战结束后出狱不久,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直到解放才出狱)
为了支援抗日开滦煤矿工人,赵各庄矿工在当地地下党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带出雷管、炸药。天津地下党也组织人员向边区偷运军需物资,随着仗越打越大,雷管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实逼迫土八路必须自己动手研制雷管。闲暇的时候张方将汪怀常带来的一本英文书籍,马瑟尔氏的《高级火药学》的下册通读,以前张方读过上册,到了冀中把下册也读完了,这本书对于晋察冀军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雷汞雷管就是张方靠着用门本中带来的玻璃试验器具,用书中的理论研制出来的。雷汞由张奎元(曾经短暂上过师范,因家境困难辍学)漂洗,把雷汞装在雷管壳中压好,再用不很高的温度烘干,制成干雷管。张苏在试验张奎元制作的雷管时不慎将右手炸伤,张奎元虽然学历不高但动手能力极强,见到张苏被自己制作的雷管炸伤,他用长板凳做了一个简易雷管装填机,这之后再也没有因为装填雷管发生过事故。
为了配合国民党徐州会战,军区给技术研究社下达炸日军火车,中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的任务。起初他们使用氯酸钾炸药采用引燃的办法,用引燃炸日军火车头,手续繁琐容易暴露,也不准确,必须改用“电雷管”。门本中由北京来到冀中,他幼年家庭贫寒,通过自身努力学习,从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人发展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负责收发和调整仪器仪表的试验员。
门本中用一些极细的白色金属线,焊在用胶布固定好的两根电线铜丝顶端,再将它们装在雷管内,就将普通雷管改装成正式的电雷管。成功的将日寇的火车头炸毁,完成军区交给的任务。
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⑷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聂荣臻司令根据晋察冀边区实际情况制定“集中领导,分散生产,小型配套,就地取材”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在后来军工生产中证明非常适合游击战的兵工生产。
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工业部。1939年4月在完县北神南镇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成立,刘再生担任军工部部长。刘再生将修械所改成连队建制,军区陆续派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编制逐步健全和扩大,设有工务科、财务科、管理科、供给科等,还成立了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军工产品的研制工作。
改建后的军工连共13个,它们各有分工,有的修配制造枪支;有的生产手榴弹、炮弹;有的复装子弹;具体生产什么看材料,有什么材料生产什么产品。
1939年3月16日边区下发《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搜集制弹材料的指示》,军区供给部函:“目前武器弹药急待补充……查本边区抗战部队逐渐扩充,各项武器之供给,较为困难,非自谋制造,无以支持此长期抗战局面,为令仰该县对于:一、枪械原料——钢、铁轨。二、子弹原料——子弹壳、黑铅、无烟药、九膜药、坏枪弹的火药及弹皮。三、技术工人……都要配合群众团体,广为搜罗与介绍,以上各项原料,最好要布告民众定价收买,以期易于收集,而便制造。此事关系抗战前途,至重且要,仰各县勿得视同具文!并应将收集枪弹原料之种类数量,与觅得技术工人之姓各位地特长随时报告本会,以便起运、并转知延聘为要。”⑸
39年6月24日又具体出台如何收集原材料,通知说:“各县募集生铁办法:一,各县政权广泛深入农村,广泛动员,尽量募集破碎生铁器皿如破锅,废犁、旧铧等。二各县乡村庙宇(青黄两庙及庵观寺庙除外)之钟磬香炉等在文献上毫无保存价值者应进行政治说服设法募集。三,各县庵观寺院破碎钟磬炉鼎也应设法募集。……”募集不到就拿钱买,价格——“每斤不得超过铜元两大枚”,这个价有点低,谁让土八路穷呢?穷到“运交生铁,应将该县领手榴弹之木箱,装铁运交制造所以便再装运手榴弹。”⑹
那时节的土八路真穷到姥姥家了,“房漏偏逢连夜雨”,1939年7月日寇趁各河涨水,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提防扒开决口182处,造成冀中几十年未有之大水灾,淹没三十余县,良田十七万顷,使二百万群众受灾。除了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外,1939年9月21日边区发布《关于组织运输生铁的指示》,“查各县募集之生铁,为数甚多,如均经交通站转运,以需要民夫甚多,值此秋收农忙之际……妨碍农时,暂时不交,交通站递转,应由各县依照实际需要组织灾民运输队(此项运输队以组织‘组织田地全部受灾,今秋毫无收成之难民为主。所需伙食费,由本会供给,但不发工资’)。……”⑺穷到如此地步收集军工材料还必须没有文献价值的,还考虑宗教政策,还不忘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土八路想不成事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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