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三大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指向同一方向，小磁针指向仍然是四面八方都有，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

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国家计划约束性功能、引导性功能、信号预期功能。

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84%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国家计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国家计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混合性产品虽然企业、个体是生产主体，但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国家计划对于社会资源具有信号预期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看法很不明朗，规划一公布不低于6.5%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没有未实现的。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6】

三、基于计划的总量平衡调控

建设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7】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总供给与总购买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

规划调控介入的领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整体知识领域，而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使得这种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

例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产能仍然过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产能短缺，煤炭、钢铁等价格开始上涨，还像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一个风潮说煤多了，过了不久又说少了，令人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8】如果能够有效收集与运用供需的大数据信息，就能够差别化地、适应性地去产能，使得宏观导向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四、保持高广义积累率，激活公共投资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民收入使用总额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基金的比重为积累率，^【9】可以将积累率的概念扩充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增加率扣除掉消费比率与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0】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生态环境改善，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1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居民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瑞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3万美元，^【12】根据家庭调查数据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均值44.4万元，总财富已接近200兆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