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以后，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印度、德国三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美国相对比重在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萎缩得更为严重。所以从世界贸易体制来看，各国影响力已经出现戏剧性变化。

我们再来看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几年世界经济一直在减速，尤其是从2008年、2009年以后，但是还是维持在了3.6%到3.7%增长率。

上面这张图显示，世界经济增长来源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中国（橘红色的部分），其它则来自金砖五国（绿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灰色），这些加在一起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也就是非西方国家从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下面这张图表是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公司）旗下智库制作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预测未来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G7而是E7，就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

如果以购买力等值来计算的话，2013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并驾齐驱。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到2040年E7的规模将达到G7的两倍，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得非常缓慢。

将来的世界经济体排名可能会变成中国、印度、美国居于前三名，德国则会跌出前八名。因此我前面才说，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将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中国以前都是搭便车，从来没有充当过领导者的角色，更不用说提供国际公共财了。但是近两年变化非常大，中国已经在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而且跨度与数量都非常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来扮演的角色，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和日本开始合作推动清迈协议，后来又演化成各种双边或多边换汇协议。如果出现外汇危机，或者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秃鹰作空某个国家货币，各协议国的央行将按照协议提供紧急融资。其实只要有这样的机制摆在那里，索罗斯就不敢再有所动作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都说，再也不想去IMF这个当铺式的机构去求救了，因为它的纾困方案虽然也能使你免于一死，但是开列的条件实在太过苛刻，让你经济几乎窒息，所以这些国家都开始考虑如何互助，这就是替代性国际公共财的一个体现。而正是在这种变化下，IMF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检讨过去的严苛作法，这说明在国际多边体制演进过程中，新旧机制相互之间会出现联动。

再比如，开发中国家基础建设需要长期融资，世界银行与其姊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它们的资本结构三四十年已经没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融资功能也在不断萎缩，在满足今天开发中国家中长期融资需求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十分有限。最近十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对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的融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世界银行与其他所有开发银行的总和，现在又开始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都是中国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的具体表现。

现在全世界深水港货柜码头大概70%不是中资就是港资，拥有或长期承租，并且负责整体兴建、升级、更新。现在中国正在主动推动巨型跨国基础建设，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还包括为他国构建电子商务平台，也建立新的电子支付系统、银联支付系统，全球银行转账系统，这些都是独立于原来西方建构的机制之外的。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现在也成为了GPS定位系统的替代产品，而且还具备紧急通讯功能。现在中国正与非盟联合推进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八横八纵，以高速光纤为骨干网络，总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72大城市，这一计划将促使非洲的数字基础建设整体上脱胎换骨，这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财，是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所无法独立提供的，也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

中国同时也建构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商机制。这个立体机制的顶端设计包含两个平台，一个是G20，包括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即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产油国家，这是最重要的。与之平行的是金砖五国峰会。

原来金砖五国峰会是封闭的，只有五个国家，并不包含E7里面的所有国家。金砖五国机制运行了九年之后，这次厦门峰会中国主动提议把所有的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吸纳进来，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成为BRICS+，这个平台将会使新兴市场国家在G20里面变成主导力量。

北京也全方位与所有区域建立多边协商平台，包括中国欧盟峰会、中国与中东欧16+1领导人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东盟10+1峰会、东亚峰会、中国与阿盟峰会、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共同体部长会议、以及今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峰会。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也将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安全合作屏障，尤其重要的是上合组织同时接纳印度与巴基思为新成员国，未来还可能接纳蒙古、伊朗与土耳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九月李克强总理召集1+6圆桌对话会，邀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六大国际经济机构的负责人，商谈如何维护开放、包容与活力的世界经济，这个角色原来只可能是美国扮演的，而这个新的高端协调机制，居然是由中国启动与牵头。

总之，美国逐渐退位带来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因为过去三十年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原来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动摇，也因而急需修补，以使风险与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贫富两极化导致的合法性问题得到矫正。

另外，美国受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限制，在国际公共财提供方面长期处于供给不足、品质欠佳的状态，很多世界急需的国际公共财美国都不愿意再提供。比如，现在有很多避税天堂，让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可以隐藏财富逃避课税，其实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国际性的税制改革本应早就提上了日程，应该设法让让富裕阶层和企业缴纳全球基本税负，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和避免各国税基础财政流失。但是全球范围税制改革即始终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没有大国去推动这项工作。

科技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协调和社会风险控管难题，Facebook一直在搜集个人的隐私资料，但它如何使用这些资料人们却不得而知。谷歌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但它同时也是最大的数字垄断平台。这些企业都缺乏国际监管，而且它们也抗拒国际监管，然而却没有国家带头处理这些问题。

总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跟不上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变化，无法照顾到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无法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这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将发生巨大变化。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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