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我们的失衡状态更是明显。美国的行政部门首长亲赴国会的次数屈指可数。例如，二○一五年一整年，美国国务卿克里仅仅六次应邀亲赴国会听证，其中四次是分赴众院与参院各半天，还有两次是为国务院预算审查而赴众院备询。

美联储主席耶伦也仅四次赴国会报告与备询，其中两次是每半年向国会报告货币政策的法定义务。至于各部副部长或署长赴国会听证的次数就更少。

扩权歪风击溃士气

所以美国国会虽然发挥了制衡功能，但不会影响政务的推动。部会首长每次赴国会听证都是重头戏，准备发问的议员都一定做好充足准备，新闻媒体也一定派出有专业素养的资深记者深入报导。

我们很多“立委”问政都是即兴演出，媒体报导喜欢采集戏谑画面，相较之下形同儿戏。我跟欧美国家的一些国会议员提及，我们“立法院”审查教育部高等教育预算时，“国立”大学校长常接到“教育部”通知要去“教育文化委员会”列席备询，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过去十几年来，“立法院”在“院长”带头下，不断创立新的问政惯例来扩张“国会”权力，并借此让“立法委员”有机会要挟部会、分食行政部门的资源大饼。

“国会”席次减半更助长了个别委员的威风，少数几位委员就可以在委员会里兴风作浪。这股扩权歪风让原来在乡镇民代表会或县市议会才看得到的问政戏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最高立法机关。

无分蓝绿所有“立委”，都享受到“国会”片面扩权的甜头，而且胃口愈来愈大。反观“行政院”一直处于政治弱势，对“国会”“违宪扩权”的各种怪招忍气吞声。“内阁”从来不敢据理力争，更不敢声请大法官“释宪”。“部会首长”人人自身难保，面对压力节节败退，更让公务体系士气溃散。

少数“立法委员”可以在总预算审查过程中，偷偷夹带千奇百怪的附带决议，并动辄冻结特定预算科目，借此要挟“部会”。两、三位“委员”就可以轻率在“委员会”提案，通过没有拘束力的决议，却要求行政部门把自己鸡毛当令箭。

行事大胆的“委员”，甚至将“部会次长”或司长直接约到自己办公室，当着厂商与金主面前“乔”事情。

难怪许多企业老板、产业公会、职业公会都逐渐明白，政治献金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因为透过“立委”可以胁迫行政机关，可以帮自己偷渡条文，或在关键时刻阻挡下对自己不利的法案。现在甚至可以通过“立委”提前施压，让法律草案还没有踏出“行政院”大门，就已经被迫转弯。

“立法院”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早已是纪律荡然无存的政治马戏班，各种自律机制形同虚设。

“立法院”只缺一栋像样的国会大厦，但在“委员”薪资、特权、办公费与助理人数配置等方面，均明显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即使在美国，也只有联邦参议员的待遇与配备超过我们“立委”。但美国的人口是台湾的十四倍，国力是我们的三十倍。

我们的“外交官”也是配合“立委”选区服务的马前卒，二十四小时手机待命，因为可能随时接到台湾旅客请求急难救助，然后须马上赶赴该地点。尽管多数状况都谈不上“急难”，但也不敢怠慢。“外交部”“国会”联络人可能很快会要求回报处理情况，因为某位“立委”的助理已来电。

全世界只有台湾才会让长期培养与高薪聘用的职业外交官，摆下更重要的“外交”业务不做，而耗神于这些志工范畴的事务。当“立法委员”把自己当作里长来服务选民时，第一线“外交”人员就成为跑腿的里干事了。

将席次恢复至两百席

现在部份“立法委员”还酝酿“立法院”拥有调查权，可以任意传唤社会人士到“立法院”作证，并对不合作的证人课以“藐视国会罪”。

在台湾目前认同撕裂、民粹气焰高涨，网络媒体助长社会情绪暴冲的政治生态下，“国会调查权”很容易被滥用，我们必须记取一九五○年代“麦卡锡时代”，美国国会滥用调查权进行诬陷与整肃的历史教训，防止其在台湾重演。

要矫正“国会”乱象的第一步，是将“立法院”的席次恢复到两百席以上，而且其中半数以上是政党比例代表制选出，这样可以削弱个别“立法委员”兴风作浪的能力。

其次是行政权要挺起腰杆，通过树立新的“宪政惯例”与大法官“释宪”，画出清晰“宪政”分际，拒绝“违宪违法”的“国会”决议，不容许立法权直接干预行政权运作，更要维护行政官员的起码尊严。

还有，电子媒体摄影机必须撤出“国会”议事场地，改由秘书处集中提供转播画面。釜底抽薪之计，是回归内阁制的“宪政设计”，让行政权与立法院多数直接联结，政党菁英都进入“立法院”。

问题是，“国会”今日已经成为民主转型除三害之后的“周处”，我们可以期待食髓知味的“立法院”洗心革面、自废武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