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何以不可行

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所衍生出的发展效应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商品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等原材料。

所以，米塞斯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7]

事实上，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经济效应，一些国家充分利用资本的国际流行以及相应的岗位和技术转移而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而那些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国家则陷入持久的衰退。

正是由于资本对一国就业供给、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就应该重视资本输入而要提防过多的商品输入。

米塞斯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缩减他们的消费了。”[8]

很大程度上，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17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仪式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相反，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尽管美国并非是资本净流出大国，但其经济霸主地位依然承受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大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因势利导地提出了再造美国制造业的口号，为此猛推各种保护主义思维和政策。

问题是，特朗普主义可行吗？在这里，就需要明白长期以来资本从发达国家快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它主要不是发达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更不是源自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尚道义；相反，根本上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所衍生的无意识结果，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市场赢利机会。

对此，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认识：“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9]

试想，如果美国社会工资水平居高不下，逐利的资本又如何情愿回流美国呢？更不要说，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高官都是大企业主、大富豪、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们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巨额个人利益，又如何真心限制资本流动呢？

当然，特朗普政府也可以通过减税来刺激私人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公共支出，通过放松监管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双刃剑：

一方面减税将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增加导致财政开支加大；显然，两者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急速上升，这就如历史已经展示的一样。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特朗普政府将不得不进行借贷（也即发行国债）。

那么，向谁借贷或由谁来购买债券呢？途径无非有三：（1）由国内投资者购买，但这会降低私人的投资水平，从而会降低减税刺激私人投资的效果；（3）由国外投资者，但这将会使得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制于中国、日本等债权人（国），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债利率；（3）由中央银行（即美联储）购买，但这将迫使美联储增发货币而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货币的增发又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

显然，在本国私人投资不足且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弥补往往是依赖这三种途径，从而将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进而，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货膨胀会导致本币贬值，从而有助于促进商品出口，进而有助于生产和投资的扩大；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会降低本国工资水平，从而加剧本国收入分化，进而引发社会更大的冲突和对抗。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苗头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因而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已经放话要在今后几年每年都加息几次以抑制通货膨胀。耶伦加息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已经接近最大就业水平”，但显然，这个理由是牵强的。

试想，如果美国社会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特朗普还需要如此着急要促进制造业回流吗？工薪阶层还会对社会如此不满骂？至于所谓的“失业率已经位于4.7%”，只不过是源于一种错误的统计，它没有考虑大量的已经完全放弃失业登记的民众，也没有区分那些处于半工作状态的隐性失业等。

同时，如果美国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没有调整，货币不断增发下的加息政策只会吸引大量热钱流向美国，而制造业的成本则不断增加，最终将会重现滞涨局面。

此外，放松监管将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进一步两级化，只会使得1%乃至0.1%甚至0.01%的上层人士得利，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和冲突。

所有这些都是特朗普主义所面临的考验，也是特朗普主义必然失败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3页。

[2]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5页。

[3]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0页。

[4]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

[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6页。

[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22页。

[8]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9]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