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复杂自由主义理论

当前经济学界围绕坚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进而衍生出的有关政府职能界限的争论，还源于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认知差异。事实上，当前社会往往流行着简单化的贴标签取向，如一个学者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者。

这种标签化区分明显忽视了这样几点：(1)“自由主义”一词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无支配的自由、无干涉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2)自由主义的内涵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如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自由主义再到现代自由主义等概念的演化；(3)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而在90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又开始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从而又呈现出原始的、简单化特征。

具体说明如下：“自由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对封建社会中存在基于等级身份的支配关系之反对，而要彻底摆脱这种身份制的支配，就必须有基本财产的保障，因而早期自由主义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随着市场马太效应导致的财产权集中规律再次显现，金钱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危害也日益增长，因而19世纪70年代西斯蒙第、约翰·穆勒、托马斯·格林、霍布豪斯等人开始反思和质疑自由放任的市场有效性，并转而主张政府以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和基本社会福利，这就是改良色彩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接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干预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困境和苏联等计划经济的解体，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和弗里德曼等新古典经济学人将流行的改良式“New Liberalism”称为伪自由主义，并创造了一个新词“Libertarianism”来承袭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至此，“Liberalism”就被指称为赞成社会福利的改良自由主义，而“Libertarianism”则被理解为追求自由放任的自由至上主义。

不过，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又不愿意将“Liberalism”称号拱手相送其他流派，也常用“Liberalism”称呼自己的主张，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又创造出了新词汇“Neo-liberalism”以与具有改良色彩的“New Liberalism”相区别，并把它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一般地，“neo-”所说的“新”更多地具有“复制、模仿(copy)先前事物”之意味，而“new”更具有别于过去的“革新、变更”的味道；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Neo-liberalism”称为“新兴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立场和目的来界定和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从而就导致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特性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受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的支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一切(或绝大多数)现象都视为合理的，同时将质疑和反对者都称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自由主义者，因为它不能容忍自身思想受到约束和统治;但同时，任何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也都必然会致力于挖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内含的问题。

从“自由”根本含义上讲，它是指社会个体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这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之所以会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就在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于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因此，自由主义就有两方面的内容：

(1)政治上要不受支配，政治权利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就应该没有差异，都有同等的选择权、被选择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2)经济上要不受干涉，经济权利上就不应该存在过度的不平等，需要采取一定的社会措施来防止所有权的集中。

同时，从自由主义演化史也可以看到，随着财产权利的不断积累和集中，人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神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信条，更不能静态和抽象地看待个人自由。因此，对纯粹市场提出批判并不意味着反自由主义，相反，正是这种批判促使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

事实上，现代自由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保障和扩大个人的基本社会权利，这不仅要堤防社会权力集中带来的危险，也会堤防金钱权力集中带来的危险；相应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是要寻求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将自由与平等正义结合起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这就是复杂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应地，复杂自由主义注重堤防两类权力集中的危害：经济领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又主张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来缓和市场机制对弱势者的不公和伤害，政治领域则主张建立和完善结合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呼吁-退出机制以防止寡头政治或庸俗民主所引发的政府失灵。

八、资源配置机制理论

从市场化失灵来引出政府功能的承担，这主要是从必要性角度上而言。政府能否承担这种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政府作用的本身机制。按照现代企业一般理论，所有的资源配置方式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价格机制和组织机制。其中，价格机制是通过市场来运行的，而组织机制在微观上则主要体现为企业内部的命令系统。即基于企业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不同于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特点：在企业组织中，发生资源配置的主体之间存在地位和等级的不同，进而产生了命令和服从关系，这也就产生了生产的计划。

因此，企业经济往往也被看成是一个小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也即非个人的计划起源于企业内部，计划机制往往也可以被视为企业机制，而国家计划配置方式只不过是企业配置方式在国民经济上的拓延。因此，如果说企业管理协调是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对市场协调方式的替代，那么，政府的管理协调就可看成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取代市场协调的方式。这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正如企业组织的管理协调引入了企业管理人员一样，国家组织的宏观协调则引入了政府行政官员；(2)正如企业组织中也存在大量的隐性协调的活动，如企业文化建设、职工培训等一样，在一个国家组织中也存在大量的隐性协调需要政府来施行。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国家计划实际上是属于两种基本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的组织配置方式，政府显性协调本质上也是宏观的组织管理协调方式；相应地，计划和市场这两种基本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区别只是在于各自与环境的相容程度：不同方式与什么环境相适应以及发生作用的“限度”如何。 由此，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应该受到先验意识形态的左右，不需要为“市场化而市场化”，而应该正确认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政府的作用领域。

一般来说，政府的根本作用在于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协调，从而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增进社会合作。政府的这种协调功能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其中，直接的协调作用主要是指政府以产权代理者或控制者的身份对经济直接进行计划、管理和经营等活动；间接的协调作用则主要是指以裁判者的身份通过间接的方式——如设定游戏规则、提高国民整体认知水平、培育社会的合作精神等——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辅助性支持以提高社会协调性的活动。

当然，政府的经济干预也会产生政府失灵。不过，政府失灵的产生原因不同于市场失灵：市场机制的失灵主要在于孤立个体在自发互动上的协调性之不足，政府机制的失灵则主要体现为集中的权力在使用上的制约性不足。相应地，市场机制的失灵是集中于市场交换和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家所应该关注的，其基本思维在于如何提高行为的协调性以促进社会合作和分工深化；政府机制的失灵则是集中于政治组织和群体行为的社会政治学家所重点关注的，其基本思维在于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做它该做的事。

不幸的是，现代学术的学科关注却似乎颠倒过来：经济学家努力为自生自发的秩序进行辩护，政治学家则如何完善对政府及其代理人的监督机制上似乎也无大作为。结果，中国社会就盛行两种极端观点：(1)针对市场失灵问题，不是寻求市场的完善之道而是试图取消了事，这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实践所展示的；(2)针对政府失灵问题，也不是寻求政府监督体系的完善而是取消政府相关职能，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有鉴于此，良善社会就应该努力避免这两种极端倾向，而这也正是新时期下的有为政府建设所追求的。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文章转载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