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市场堕落效应理论

传统市场失灵集中关注效率方面，但是，市场失灵还有另一重要表现：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譬如，基于自由交换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波斯纳、贝克尔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性交易乃至强奸权利合法化、建立婴儿买卖和人体器官买卖市场，甚至允许毒品买卖和奴隶交易，等等。问题是，尽管从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来说，这些交易似乎是有效率的；但是，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这些“有效”的市场成果却违反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而长期以来都属于为社会道德所贬斥以及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这意味着，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难以为社会所接受。 如何解释呢？这正反映出被长期忽视的另一市场失灵类型：某些交易从市场运行来说似乎是有效率的，却衍生出对社会发展极度不利的后果；相应地，如果放任这种交易的推行，就必然造成社会伦理的式微和解体，进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和失范状态。

显然，这就带来了新的思考：究竟是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结论？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道德规范？康芒斯（观察者网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强调，社会“合理价值”是审视市场成果的可接受性以及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如果市场交易所促进的东西不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那么这种市场也就不是合理和有效的。

一般地，即使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市场的设计和推行有助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但只要它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这也就是明显的“市场失灵”。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关注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失灵现象，而仅仅关注市场“运行”中效率欠缺的失灵，反而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这充分表现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之中。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狭隘的市场效率，一个叫王福重的“主流经济学家”宣称要为号贩子辩护，不仅认为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为其正名为看病中介，而且认为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因为他的行为显示了专家号的稀缺程度(也即真实价格)，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

同时，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效应，还包括以效率牺牲公平、庸俗同质化、实用媚俗化等。究其原因，商人为了在商业主义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就必须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滋生出了强烈的实用化、媚俗化和平庸化倾向。譬如，在当前中国社会，芙蓉姐姐、流氓燕以及凤姐们可以成为各电视节目的嘉宾，包含性暗示、人身攻击以及物欲主义导向等“低俗”节目不断推出，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吸引受众眼球。

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类似地，由于商业主义的渗透，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逐渐沦为个人谋利的手段，甚至退化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技能培训；相应地，现代学术就日益庸俗化、实用化和功利化了，短、平、快的实证论文获得了推崇和鼓励。

事实上，托克维尔通过对早期美国社会的观察就发现，民主体制下的学术风气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1)学术取向的实用化，如重实践而轻理论，重一般观念而轻具体观念；(2)学术精神的平庸化，如有追求而少大志，缺少革命创新精神；(3)学术控制的极权化，如信仰的从众取向，学术中的多数暴政。

同样，马尔库塞在对二战后美国社会的考察中也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创造出了丰裕的物质条件，由此成功地容纳、化解了社会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否定力量，社会文化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物质化、标准化、大众化；进而，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就吞噬了人们的心灵，它以文化的形式告诉人们，现存社会是最好的、最合理的，认同这个社会并接受它的观念就可以得到快乐和幸福，以致人们的自由意识和批判精神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不断增长的“虚假需求”、不断更新的商品以及维护现实的“肯定文化”所窒息和消除了。

结果，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使得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人，对自身和他人的未来漠不关心，对周遭现实毫无批判地接受。显然，市场堕落效应在当今社会的肆意呈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政府所应承担的角色，拓宽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赋予的政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