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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反思《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
关键字: 启蒙文化政治伦理黑格尔国家陈独秀新青年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对尽管大体上处在前一种“文化自觉”的脉络里,但仍能够通过反思自身这种文化态度的历史条件、回顾其历史发展而触及到后一种“社会解放”和“政治统一”的脉络。陈独秀在其名篇《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15日,第1-4页)中,就正是通过回顾近代中国的生存挑战来确立其文化觉悟论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写道:
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十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
……
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 魏晋以还,象教流入,朝野士夫,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己不振,且其说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
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讲明,所谓觉悟问题,来自中国在对具体历史形势下对自己的国力文明居何等地位的思考,来自中国人因“生活状态变迁”而产生的意识和态度上的转变。他随即指出,近代欧洲文化冲击(“欧化之输入”)是造成中国固有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出现“扰攘不安之像”的原因,而近代中国人虽然在冲突中处于下风而“日渐觉悟”,但终因“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 他把这种觉悟史或“旋觉旋迷、愈觉愈迷”史分为七期:
“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信之者为徐光启一人而已。
“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
“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今之童稚皆可解决者,而当时之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晓晓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耳!
“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有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
“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 当世所说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迸而为民主共和国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
“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
“[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的七期阶段论,简要而准确地勾勒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基本走向,特别是点出了甲午战败的转折点意义:在此之前,文化保守主义是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的绊脚石,(“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晓晓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耳!”);在此之后,戊戌变法-庚子之役-“国几不国”-守旧势力失去依据;(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有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的正确地指出,近代中国的“政治根本解决”,在于巩固共和国国体,实现立宪政治。但他随即暗示这种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于现实政治领域,也不存在于作为公民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认同之中,而是寄希望于全体中国人尚不具有但必须达至的所谓“最后之觉悟”。对于这种“最后的觉悟”,陈独秀把它分为“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并分别对之做出了精辟的说明:
“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
[政治的觉悟]
•“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觉悟之第一步。
•“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
•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 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 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
政治自觉作为新文化革命的内核与本质,本来已经把讨论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视国家为公产而非一己之私;主人公姿态和主人公意识;多数国民的参与、认可和投入;良好的政体这四个方面都触到了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里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则是由第三点提出的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正是“多数人”概念在思想观念中的出场,带来了近代中国“觉悟史”上从文化(思想、观念等)向伦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的决定性过渡。关于“伦理的觉悟”,陈独秀写道: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 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可以说,多数人的自觉,就是伦理自觉。而少数人的自觉从文化思想范畴进入到伦理范畴本身是一个政治事件和政治化过程。这个“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问题,带来了近代启蒙思想的一次跟本性的质的转变。它上承“七期论”中最后就共和革命失败而发的“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的议论、以及“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的沉痛总结,而终于把自由、民主、平等等启蒙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同“多数人”的伦理世界及其集体性价值根基的复兴和再造联系在一起,最终服务于新的人民主权国家的政治统一的创建。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走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众革命,至此已透露出关键的思想根源和行动逻辑,而绝非自由主义修正史学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启蒙理念和个人权利初衷的背叛。反过来讲,新中国主权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历史正当性和价值根基,也正植根于现代性条件下中国伦理世界的变与不变、一与多、高与低、新与旧、内与外等二元对立的辩证统一,植根于多数人的习俗、情感、道德、理想;植根于他们在有限的现实世界中对意义、价值的朴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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