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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杨锐对话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人民共和国的文学
关键字: 茅盾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5年茅盾文学奖格非金宇澄王安忆张爱玲现当代文学杨锐:他似乎像是中国的狄更斯,特别喜欢大段大段地写长句子,自我沉醉于意识的自由流动中,仿佛忘了划句号。读他的作品常让人有这个感觉。一篇小说,一星期写完一半,他是如何做到的?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或许会影响写作的完整性。您如何评价他的思想和写作的质量?
张旭东:我认为质量很高。我们应该尊重他特别的方式。他写作靠的是爆炸性的能量和高度自发性。王安忆等其他作家采用另一种更有条理的写作方法,他们早起创作、笔耕不辍、有条不紊。不同作家写作方式不一样。我认为莫言文字具有自发性,那种粗糙的、去雕琢的文笔,得到了他优雅的文学审美情趣的平衡。当他坐下来给草稿修改润色时,批评者应该自省,应该充分相信他将在写作上精益求精。
杨锐:张教授,您说您是王安忆的粉丝。许多人拿她和另一位上海作家张爱玲作比较:她们都出生于上海;她们许多作品都是以上海为背景写作的;她们都对这个城市有过生动的描述。中国年轻一代早就把张爱玲视作偶像和传奇。您如何比较这两位女作家?
张旭东:我认为她们有很大的区别。我理解她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与上海有着深厚的联系,但她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王安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物,她完全是革命的遗产。她文学灵感的来源主要是现实主义传统,或者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熟悉欧洲19世纪文学、熟知狄更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读者,不会对王安忆作品的文学感到陌生。她的写作和思想,与这些欧洲文学大师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把王安忆称作“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她就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或“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性别在此没有关系。她作品中展现出的眼界,对政治和社会的关切,美学上的关切,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都远比张爱玲更加宏大和复杂。张爱玲极具才华,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她为自己的犀利付出了代价。她比较狭隘,有时耽溺于曲折的内心世界,她的语言虽然犀利,但仍受到传统和现代性矛盾斗争的局限。而王安忆则是个更加自由、勇于试验、精力充沛的作家。她对上海的态度更有批判性,在这个城市生活得并不舒适自在。王安忆站在历史的角度,像局外人一般批评这个城市,她的视野是超越于这个城市之上的。
杨锐:您是否认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仍然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包袱,他们必须反映国家命运,过多涉及社会和政治题材,而不是纯粹传达对美学的关切。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自由、形式创新和不带偏私的写作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
张旭东:中国文学关注社会问题、集体欲望,文学界称之为“国族寓言”,此类文学叙述的是国家、民族、家族、阶级的故事,而无关于“小你”“小我”。即使以个人引出故事的开端,它也会迅速转变为集体的故事。人们通常把这种文学创作与第三世界联系起来,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社会进步的集体追寻渗透了所有人的经历,甚至渗透了人们的品味、判断等美学经历。这一点与民间社团成熟的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个人有更大的自由,纯粹去探索文学艺术本身。这个现象与中国现代史中的长期斗争以及读者的共同命运有莫大的关系。随着中国走向繁荣稳定,劳动分工更加明确,中国当代作家们有更好的条件,他们得以放下社会政治包袱去探索文学。
杨锐:张教授,在市场经济时代,应当如何衡量作家取得的成功?应该以金钱还是更严肃的标准来衡量?“八零后”“九零后”作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有的人年收入达到了3000万人民币。另一方面,部分严肃文学的作家遭到了边缘化。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来复兴严肃文学?出生于台湾的著名电影导演李安靠改编自著名小说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名利双收,而小说作者却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您认为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是否是一种还严肃文学以本来面目的方式?
张旭东:在多数情况下,把伟大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往往效果不佳。《理智与情感》可能是个特例,但想想其他的经典文学巨著,电影版在原著面前往往相形见绌。
杨锐:《简·爱》是个例外,它非常优秀。
张旭东:好在哪方面呢?是普及原作还是电影本身……我认为电影《简·爱》算不上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地位和意义比不上《简·爱》这本小说。当然,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杨锐:确实是存在争议的。
张旭东:我知道你喜欢《简·爱》的电影版,但回到之前的问题上,我认为作家收入榜不足以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虽然在市场环境中,中国严肃文学不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它仍然非常繁荣。其他国家的文学市场基本呈现同样的情况,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不过现在大学开始重视文学基础,中央电视台也有《对话》等节目,我们这不是正在讨论宏大的文学议题,而没有追逐风潮,讨论那些吸金的流行作家吗?
杨锐: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但在文学史上不会有很高的地位。
张旭东:对。
杨锐:下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作家能和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学前辈相提并论吗?西方文学批评界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不如现代作家高大上,如果后者是茅台,那么前者就是二锅头。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张旭东:我可以理解这种比较,但它有失公平。人们应该给予当代作家更高的承认,应该更仔细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应该更赞赏他们的艺术造诣、想象力和创造力。客观来讲,如果纯粹以文学技巧来评价,当代作家比现代作家高出不止一筹。
杨锐:您的意思似乎是鲁迅等现代作家在当代作家面前相形见绌了?鲁迅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有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充满奴性、麻木不仁的“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作品一贯的、永恒的主题。您如何看待鲁迅作品对现实和“国民性”的批判?您认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国民性”是否仍然没有过时?
张旭东:这件事要分两面讲。一方面,鲁迅看待文学的方式是一种伟大的遗产,我们应当秉承下去;而“国民性”的问题则要另当别论。先说鲁迅的文学方式,他与尼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个伟大的传统。
杨锐:尼采说过“上帝死了”,他非常愤世嫉俗。
张旭东:是的,但中国人的世界不是由上帝来治理的,所以鲁迅或许可以免受这种攻击。
杨锐:在下一期《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中国的宗教状况,本期的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感谢收看,再见!
(观察者网杨晗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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