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²⁸“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²⁹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³⁰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³¹。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³²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³³。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³⁴，元代大学者袁桷³⁵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³⁶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³⁷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³⁸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³⁹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⁴⁰。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⁴¹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⁴²，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⁴³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⁴⁴。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⁴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