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乔石在加德尔斯在采访中是否谈及党的领导问题，我想这取决于当时采访的实际情况，如果采访者没有主动提及这个问题，被采访者当然也没有必要主动谈论这个话题，但乔石新书的一个主线始终是围绕着党的领导展开的，乔石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谈这个主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第544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努力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全国人民服务。”（第517页）“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凡是应当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事项，都要经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第517页）

国内有一些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除了他们心中只认同西方政治体制、充满政治浪漫主义情怀之外，还因为他们缺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了解。西方媒体和文人也批评政府，甚至批评得很尖锐，但很少质疑自己国家的体制，这是西方各种政治力量数百年政治磨合后的结果，他们的媒体和文人与体制已基本相安无事。相比之下，国内的一些媒体和文化人还是不断地质疑中国的国家体制，中国出了任何事情，无论大小，他们都会上纲上线，归罪于国家根本体制，而美国出了金融危机这样的大事，美国的文化人与媒体大都认为这与美国的国家体制无关。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保持繁荣与稳定，中国内部的体制认同问题迟早会解决。

我最近在牛津大学《中国震撼》研讨会上讲了这么一个观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它集5000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这种国家是自己数千年悠久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一定会走向分裂和解体，这实际上也是我对中国那些政治浪漫主义者的忠告。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一切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只能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的执政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如今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各阶层、各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并与中国悠久的政治历史传统相契合，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那种西方政党。如果中国的执政党像西方那样，不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它将失去“天命”，被人民抛弃。这就是中西方政治传统的最大差别。

还是回到乔石的新书吧。文如其人，乔石的书，准确地反映了乔石本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清晰立场。就像当年出访亚洲三国一样，乔石判断问题时头脑清晰，回答问题时胸有成竹，他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乔石答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70年代末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举了废除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等例子，然后说“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第491页）就我个人对中国政革的研究而言，中国把许多政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融在一起进行，展现了一种政治智慧。这样做使我们很好地避免了政治改革单项推进可能带来的政治混乱和动荡，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当然，这样做也有自己的代价和问题，但总体上利远远大于弊。

乔石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党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受到检验的，今后还将继续下去。”（第503页）

在谈到中国是否需要民主化的时候，乔石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但决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他还补充说，“民主建设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第410－411页）

当被问及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时候，乔石的回答非常明快：“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是国家的军队。。。。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第545页）确实，缔造和培养了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一流的军队是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百年来，中国军队一直打不过西方列强，直到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和西方主要大国的军队都交了手，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种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后来数十年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军队有自己的军魂，有独特的传承，有独一无二的组织方式，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人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军队的成功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其道相通，哪有放弃之理。

总之，乔石的新著内容广泛而深刻，对那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是一贴很好的清醒剂。那些还没有读过此书就说信口开河的人不妨静下心来，暂时搁置一下自己的意识形态偏执，细心读一读乔石的著作，定会受益良多。

中国正在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规模、强度和力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对此，许多西方的智者比我们的一些文人书生头脑要清醒得多，采访乔石的加德尔斯就是这样一位智者。有些人与其在那儿纠缠乔石和加德尔斯是首否谈过党的领导，还不如读一读加德尔斯就中、美两国政治模式比较写过的不少文章。加德尔斯对美国今天政治模式似乎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并多次提到美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美国将竞争不过中国，他这样写到：

现在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治理，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 —— 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见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乔石的新著是一贴良药，加德尔斯的文章是又一贴良药，中国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服用了定有好处，症状轻的也许可以一次痊愈，症状重的估计也可以减轻病状，但愿如此。

2012年7月1日（赴法国开会途中）

1996年4月9日，哈瓦那，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他古巴官员会见到访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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