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本文为中共十八大前夕，《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出版，张维为回忆乔石往事，授权观察者网发表此文。

《乔石谈民主与法制》最近出版，引来海内外热议，这也使我回想起1987年5－6月间自己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陪同乔石访问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的情景。乔石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个平易近人，风格稳健，颇有幽默感的长者。记得我们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邀请乔石副总理给使馆人员讲讲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只要时间排得开，来访的领导人一般都会去看望使馆人员并做个形势报告。那天，我们驻尼泊尔大使好是兴奋，介绍乔石时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做报告”。乔石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引来笑声一片。

1987年6月，作者陪同乔石访问尼泊尔

结束了对尼泊尔的访问，我们前往孟加拉国。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后不久，我们驻孟大使向乔石副总理汇报了一些最新的情况，他提到最近几天孟加拉国全国上下最关心的话题是印度正准备出兵干预斯里兰卡国内的军事冲突。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一样，同属南亚，但国内僧伽罗和泰米尔两个民族冲突加剧，局部地区已陷入内战。从历史角度看，斯里兰卡人口中僧伽罗族曾是压倒多数，后来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南部迁入了数十万泰米尔族的劳工，并采用了殖民者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播下了两个民族后来互相仇恨的种子，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冲突已演变成了斯里兰卡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访问孟加拉国的1987年6月正值斯里兰卡政府军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以期一举收复被猛虎组织控制的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印度决定向被包围的猛虎组织投掷食品和药品，以解救濒临绝境的猛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强烈谴责，孟加拉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印度继承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利用邻国的民族宗教矛盾来干预和控制南亚各国的内政，孟加拉国很担心有朝一日，印度也会对自己进行类似的干预。

听完大使的汇报后，乔石果断地说，我们明天会见总统时可以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还可以修改一下今天晚上欢迎宴会的发言稿，他随即看了一遍晚上的发言稿，用自己的钢笔在已经打印好的发言稿加上了一句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并告诉我英文稿也要做相应的改动。当天晚上这句话就成了乔石副总理发言的重中之重。乔石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坚定有力，随后又停下来等我把这句话译完。我们的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种感人的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也使我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分量，尽管那还是1987年。

那次出访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在飞往孟加拉国的飞机上，我随手翻阅一本英文的新闻杂志，上面正好有一篇分析中国时局的文章，配有好几张中国领导人的照片，乔石也看到了，他让我把文章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我记得文章大意是说，随着1987年1月胡耀邦的去职，中共上层又陷入了新的权力斗争，某某某代表了改革派，某某某代表了保守派，鹿死谁手，一时还很难见分晓，这类文章和今天海外一些媒体围绕中国话题编撰出许多故事如出一辙。

乔石一边听我翻译，一边不时地发表简短的评论：“这是捕风捉影”，“这是瞎编”，“这怎么可能”？我记得文章提到当时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指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为了“敲打中国的改革派”，乔石笑了，说“乱弹琴”。文章还说人大常委会是中国保守派的大本营，乔石说，“缺少常识”。后来每每看到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各种离奇故事，自己常会想起乔石的这些话，也会想起邓小平当年对“美国之音”做出的经典评论：“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关于乔石的新书，最近国内热议，但许多人似乎还没有读过乔石的原著就演绎出许多故事和评论，足以表明当今一些文化人的浮躁，但他们的观点借着新媒体的传播力得以广为流传，造成了对中国整体利益的误判和伤害。这次热议乔石新书的一篇传播较广的网上文章称：“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那年，著名记者哥德尔斯曾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乔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哥德尔斯事后提及过这次采访。说乔石谈了很多, 就是没有谈到党的领导。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郑重的回答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写这篇报道的人显然还没有读过乔石的新书，因为书中相当完整地转载了乔石接受加德尔斯的采访（注意：书中用的是“加德尔斯”这个译名，而不是文章中的“哥德尔斯”，整个采访见第551－559页），书中收录的这篇谈话中恰恰没有文章所引用的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是加德尔斯的任意发挥呢？还是乔石自己审稿时删去了，我们不得而知。但加德尔斯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中国震撼》英文版今年4月在伦敦搞首发式，他还专程前来祝贺，我对他的人品有信心，而乔石又是一位信誉很好的政治家。纵观全书后，我估计可能是乔石自己审稿时略去了这段话，不是因为这段话内容有误，而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乔石在此前的一个采访中已经说了类似的话。

1996年12月13日乔石接受了《费城问讯者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女士采访（第514－520页）时说：“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乔石还进一步解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我们一直强调，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就是按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就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第518页）

这个观点和李鹏1999年3月9日日记中的叙述的观点一致。李是这样说的：“关于党和法的关系的阐述，是我在人大工作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和调查研究后，特别是通过这次修宪得到的体会，中国法律的特点是把党的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变成国家的意志。党领导制定法律，党也必须遵守法律。因此，‘党大还是法大’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乔石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这样说过：“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第396页）

“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预设，即党和法处于一种竞争乃至对立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谁比谁重要的问题。但乔石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国，党和法两者不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党凝聚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法律，党自然要执行和遵守这样的法律。否则党和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损害。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给执政党本身及其人民的利益带来的重创就是这样的教训。反之，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加强，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确立（从乔石的新书来看，这是他任职期间重中之重的工作），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成功预防了金融危机，也巩固了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