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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最后更新: 2020-06-02 10:53:144、崇高与毁灭。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开展个人崇拜的揭批,特别是“秘密报告”给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对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掌握着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脱离实际,空洞乏味,套话盛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
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时,苏共“意识形态专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转向宣传使群众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抽样调查,1988年前,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势头越来越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从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科学之殇
1、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过多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
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媒体的吹捧,可谓名声大噪。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他们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力。
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苏联时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地下刊物逐步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肃反的成千上万人恢复了名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
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和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曾经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它们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性等特点。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
3、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
私有化困境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经济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却找出各种托词,始终未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2、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几年后,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
丘拜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此时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的话题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天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政权突然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但此时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他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他期望,这位年轻人能救俄罗斯于水火,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3、俄罗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医学上临床的含义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采用“休克疗法”坚决制止通胀。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萨克斯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
4.紧缩货币、放开价格。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严格控制物价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
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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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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