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揭开1990年代工人下岗的旧伤疤，还是呈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问题，都是对1990年代激进市场化改革的再反思，呈现被1990年代改革话语所遮蔽、压抑的另一面。

之所以能够在回望的视角中重新展现计划经济时代美好的一面，与经历了20余年市场化的新体制之后，人们开始怀念、回味最后的社会主义单位制的纯洁与稳定有关。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前期处于既没有革命文化的血污，又没有市场经济时代的肮脏的夹缝之间，恰如《八月》结尾处夜晚盛开的“昙花”，这段两个大时代夹缝中的时光虽然短暂，却灿烂无比。

当然，这种对新、旧伤疤的暴露，从侧面印证了2002年更换领导人之后对1990年代激进改革路线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和调整，直到2012年新领导人在中国崛起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再次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做出更大的改革。因此，这些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是真实反映生活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里的人们对既有现状的不满情绪，二是为下一轮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提供合法性论述。

十余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和中国经济崛起，成为理解全球文化政治的核心维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这种经济自由化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领域，如中东的持续动荡、欧洲、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进而演化为英国脱欧、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法国新总统马卡龙等另类政治精英上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及其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的世界规划，越来越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面对世界格局的剧烈调整，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两种彼此矛盾、又分外强烈的情感结构，一是对新的崛起中国的认同，从文明深处中寻找自信，二是吊丝的现实处境带来深刻的社会焦虑，无能为力又带有怨怼的情绪。人们精神分裂般同时存在于伟大崛起的大时代和卑微弱势的小时代，时而豪情满满，时而又悲观沮丧。这种社会文化心理，撕开了二战后一度占据主流位置的文明、理性的中产阶级文化，既容易积聚民粹主义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又容易召唤新的支配性权力的庇护。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警惕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文化研究》集刊第30辑，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