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反思与怀旧情绪

“体制”是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词之一。

一般来说，体制特指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尤其指1950到197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单位制等带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色彩的制度安排，而1980年代的国内改革基本上改的就是这种“体制”，也就是经济、社会领域彻底实现从计划经济、高度管制社会向市场经济、个体社会的转变，政治领域也从人民政治、群众政治转变为精英政治、官僚政治。

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偏见”，旧体制是守旧、懒汉、吃大锅饭，而新体制则是勇士、弄潮儿、成功者。因此，1980年代以来反体制、对体制的瓦解不仅是大众文化领域最流行的主流常识，更是国家强力推动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比红色主旋律更“配合”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

在主流叙述中，1990年代被描述为锐意进取的时代，特别是经历南巡讲话之后激进的市场化方案全面推进，离开体制、下海淘金、创业经商被认为是时代英雄。不过，近些年这种90年代的改革故事受到怀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揭开90年代的社会创伤，如电视剧《大工匠》（2006）、电影《钢的琴》（2011）等；二是反思社会改革所带来的新困境，如电视剧《蜗居》（2009）、《下海》（2011）等；三是对社会主义单位制的怀念，主要是一些文艺片，如《黑处有什么》（2016）、《少年巴比伦》（2016）、《八月》（2017）等。

第一，暴露90年代的旧伤疤。

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不仅改变了公有制企业承担社会职能的经营方式，而且改变了终身雇佣制的劳资模式。1993年中共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中呈现两种命运，一是大部分中小地方国企破产、重组，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二是少数大型优质国企变成以利润为导向的现代企业。

对于这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两种常见的叙述方式，一是“分享艰难”，让被分流、被下岗的群体“分享”国家和体制的艰难，二是讲述下岗创业在市场的新体制下再成功的故事。这样两种叙述的前提在于计划经济、“铁饭碗”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无法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生产方式，因此，主要承担就业职能的中小国企成为发展的代价和社会的阵痛。

2007年表现东北钢铁工人的电视剧《大工匠》获得热映，这部电视剧一方面呈现了1950到1970年代以肖长功、杨本堂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的光荣与豪情，另一方面呈现了从肖长功1980年代初期退休以来一家人所经历的持续衰落的过程。

《大工匠》剧照（图/东方IC）

如果说肖长功作为昔日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动模范，在1950年代不仅拥有各种奖状，而且以八级工匠的身份居住在200多平方米的两层洋楼里，那么晚年的肖长功所经历的是一次内疚和赎罪的过程，伴随着企业改革带来的是儿女们的下岗，电视剧强化了工人阶级“冰火两重天”的历史境遇。

2011年小成本文艺片《钢的琴》用一种黑色荒诞的色彩重塑了这些被抛弃的“工厂之子”的尊严、乐观和自信。这部电影改变了关于下岗工人作为劣质、落后劳动力必然被淘汰的主流叙述，陈桂林的“造琴大业”给这些隐匿民间的“能工巧匠”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在这个废弃的空间中，他们不再是散兵游勇的个体，而是各工种密切协作的现代化工厂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