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教会被打脸，边缘化趋势难以避免

这样看来，教廷此次承认这四位主教的合法地位，对中梵关系正常化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而几家欢喜，自然就有几家愁，不知道当年积极参与诋毁与羞辱这四位主教，自认为“护教有功”的地下教会神职人员及其拥趸们，看到这篇新闻会不会觉得脸很疼。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混乱局面给了地下教会发展以可乘之机，导致中国出现了地上、地下两套教会的局面。事实上，由于中国与梵蒂冈的长期隔离，地下教会多现自发性特征，又因为对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而经常受到处理，因此地下教会办教水平总体偏低，良莠不齐。

然而，地下教会往往保持“教大于国”，“爱教不爱国”等错误理念，以对教廷的“忠贞”当大力丸，拿教廷的通谕命令当“尚方宝剑”，粗暴冲击正常的宗教秩序，并为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充当枪手，教廷内的反华势力也依靠这些地下教会来为自己攫取政治资本，比如香港的陈日君就靠长期资助内地地下教会给自己“买”了个“枢机主教”的头衔。

而教廷对这些地下教会的“忠贞”也一时“投桃报李”，不仅对地下教会的头目们封官许愿，还利用承认地上神职人员合法身份的时机，对地上神职人员进行打击来加强地下教会的权威，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在寻求教廷承认时，教廷只承认他作为地下教会头目范忠良的助理主教而非正权主教，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天主教的混乱局面。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越发有效，地下教会越来越没有市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取代合法教会变得遥遥无期。随着梵蒂冈改善中梵关系意愿的进一步加强，梵蒂冈对地下教会的支持不可避免地会减弱。一旦中梵关系实现正常化，地下教会被边缘化乃至最终被抛弃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近几年，一些看清形势的地下教会领导通过加入爱国会等途径成为合法神职人员的事情屡见不鲜。特别是2009年，被教廷和海外“人权人士”视作“忠贞标杆”的保定教区主教安树新加入爱国会，不啻于是对地下教会的又一次巨大打击。

而随着中梵关系的改善，以前犯过错误的一些神职人员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比如2012年在祝圣典礼上宣布退出爱国会并引起轩然大波的原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现在就在其博客上多次表示，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天主教徒很有必要，并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虽然陈日君之流仍然试图刷存在感，虽然地下教会的水军仍然在诋毁合法的教会和神职人员，但地下教会无论如何做，也改变不了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

警惕梵蒂冈搞一些小动作

梵蒂冈即将承认中国的四位身份特殊的合法主教，自然是中国外交和自主自办方针的胜利，但在大方向面前，梵蒂冈仍然有可能搞一些小动作来攫取利益，制造麻烦。希望中梵关系不要最后在阴沟里翻了船。

目前看来，如果梵蒂冈承认了郭金才的教区主教地位，等于是承认了中国自主设立的承德教区的合法地位；而承认岳福生的教区主教地位，不仅等于是承认了中国自主设立的黑龙江教区的合法地位，也等于是否定了黑龙江省内所谓“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和“齐齐哈尔监牧区”合法地位，这两个“教区”的“地下主教”处境就很尴尬了；而马英林和涂世华也没少让教廷难堪，所以很难想象教廷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因此，不能排除教廷会试图用过去对待金鲁贤等老一辈爱国主教的办法，或者通过降级承认要求这些主教成为“无任所”的领衔主教，或者要求其服从教区的“地下主教”，或者要求其对教廷“表示忏悔”。这对这些爱国主教的人格和威望的贬损，对中国威望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对梵外交博弈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教廷可能的小动作，坚持原则，保持灵活，牢牢掌握主动权，要让中国的天主教徒知道，只有爱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为自己争得真正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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