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2015年11月10日，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该报告每五年发布一次，由教科文的国际专家小组编写，报告在大量数据基础上对全球科研与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对于中国，该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数据是：目前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占世界人口67%的其他地区仅占全球研发投资的23%。此外，目前全球约有780万科研人员，其中欧盟占比最多，达22%，其次是中国（19%）和美国（16.7%）。

这则消息令人想起另一条相关报道。2014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中预测，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欧盟和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该报告称，过去十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研发支出额在全球研发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从90%下降至70%。2008年至2012年期间，该组织成员国研发支出年增长率为1.6%，仅是2001年至2008年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的研发支出却翻了一番，成为全球研发的主要驱动力量。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实现了三倍增长，到2012年达到257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8%，接近欧盟整体的水平。同年，美国和日本的研发支出分别为3970亿美元和1340亿美元。

再来看另一个来源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3312亿元，比2013年增长12.4%，占GDP的2.09%。按照1美元兑换6.2人民币元计算，相当于2150亿美元。

可以看到这些数据有一些抵牾之处，如经合组织说2012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达到2570亿美元，而按照统计局的公报2014年才达到2150亿美元。这可能来自对研发支出的不同统计口径，因为研发支出并不是一个定义得十分明确的概念，许多费用是否计算在内有任意性，精确度不如GDP、投资、消费、净出口等概念。也可能来自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方式，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和研发支出就会比用汇率计算的高几十个百分点。不过无论如何，各种说法的趋势都是一致的：中国的研发支出在爆炸式增长，比其他国家的速度高得多。以国别计，中国的研发支出早就仅次于美国。把欧盟视为一个整体，经合组织认为要到2019年左右才超过欧盟，教科文组织却认为现在已经超过了。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由此令人想到一点：我们要转换思维方式，像富人一样思考，而不是像穷人一样思考。

此话怎讲？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更多地要以花别人2倍的钱办别人1.5倍的事自豪，而不是以花别人10%的钱办别人20%的事自豪。

首先要想明白一个道理：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总产出是最重要的指标，比人均产出、性价比重要得多。这是因为科技成就不是实物，而是知识。苹果吃掉就没有了，知识却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很多知识还必须配合在一起才有用，好比你只知道怎么造返回舱，那么还是造不出飞船。而且有时候一项科技就足以决定命运，你其他方面的科技再好都没用。典型代表是战争技术，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核武器。

性价比的重要性不如总产出，不但有上面的原因，而且还因为随着投入的增加、科技工作中原创比例的增加，性价比必然会下降。这里需要仔细辨析一下追赶和原创。我们的教育和宣传对这个问题谈得太少，以至于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追赶的难度跟原创有本质区别。

我们的宣传经常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外国用xx年干出来的，我们只用yy年就干出来了”，典型例子是两弹一星。另一个是“我们只用xxx的钱，就实现了外国yyy的钱才做到的事”，典型例子是航天。这两者当然都是好事，我们要向艰苦奋斗的科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但同时这种宣传模式也有严重的误导性，让许多人以为这样就是最好。错了。更好的是我们首先做出某个没有先例的成果，——无论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钱。

原创的流程是什么样？第一步是提出问题。提出新的、深刻的问题，其实是最需要洞察力的。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正是因为问出“如果光速在所有惯性参照系中都不变会怎样”、“如果自然规律遵从的是洛伦兹变换而非伽利略变换会怎样”，才发现了狭义相对论，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真理之门，这是天才的思维方式。

提出问题之后，第二步是判断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解决，这也需要很高的智慧。例如可控核聚变和量子计算，在物理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实验路径设计了好几种，每一种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将来是否能成功？需要发明新的路径还是只需改进现有的路径？都没人知道。

中国宣传最多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发卫星、载人航天等，大部分工作都属于追赶型。在科研本身的意义上（不说外部物质条件），追赶比原创容易得多，因为提出问题和判断可行性这最难的两步都有别人替你做了。原子弹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不是发生爆炸的临界质量，也不是核原料的提纯方法，而是“原子弹可以造出来”这一句话。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就已经获得了最关键的信息，因为你知道了那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说这些不是为了贬低老一辈科学家们的伟大成就。前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发挥了很强的创造力，做出了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如于敏的氢弹构型。两弹一星能造出来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但绝大部分国家还是造不了，正是因为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我们应该明白，原创的科学价值远高于追赶。举个例子，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科学价值就高于两弹一星。将来在世界科学史的记载中，青蒿素的分量会超过中国搞出两弹一星。当然，两弹一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意义比青蒿素高得多。但一码归一码，我们不能把政治、军事意义跟科学价值混为一谈。我们应该给每项成就以它应得的评价，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是。

对于原创的难度和必要性，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有深刻体会：“原来，我们曾经是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别人在前面，我们奔着他去。现在，我们接近了，甚至在某些局部平行或超越了，这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在这种没有明确跟踪目标的情况下，创新的难度同以前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认为，应对这样的挑战，核心就是要加强原始创新。如果说以前我们对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关注与投入还很有限的话；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些领域，加大对基础科学原理的深度理解与突破。杨伟的这些观点十分中肯。

歼20战机总设计师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