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丝绸之路”话语的重要基础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反思既有“丝绸之路”话语的过程中，还有必要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西方既有的“丝绸之路”研究视角。对这种视角的认知一方面固然可以节省研究精力，能够较为迅捷地确立起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基础，并在短期内建立起某种整体论述；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视角缺少其他研究主体的参与，所观察到的整体场景是不全面的、单薄的。

总体认知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知识的综合掌握基础之上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以及整体图景的型塑都因之而成。随着当代通讯与相关研究技术的高度成熟，在对“丝绸之路”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当中，离不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其中既关注历史时期围绕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所呈现的丰富图景，也必将涉及到当代欧亚大陆及其内部各文明、各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与维系。

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我们必然会面对“丝绸之路”的地理基础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王朝位于中原的政治中心与域外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语境中，当时中国的边疆区域在其中实际上扮演了东西方互动的现实中介者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和维系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关键区域。

而在当代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下，“丝绸之路”话语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也必然需要处理面对和认知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边疆地区在地理层面上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而且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中，还必须认识到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社会、文化和现实发展等方面所存在的异同，进而更好地形成关于中国内部结构和中国—周边的系统性认知。

可以说，在对沿线国家的整体性知识加以把握的基础上，了解和认识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内部以及各国内部文化和民众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处理好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疆结构关系以及中国-外域的国际性结构关系，进而避免以一种文化单一性的思维去思考和想象“丝绸之路”的整体图景，进而在体认“多元一体”的中国基础上，构筑“和而不同”的“丝绸之路”整体认知。对这一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专述，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五、“多点互动”的区域秩序：“丝绸之路”话语的当代呈现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丝绸之路”这一指称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关于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一种整体建构，构成了一种新的区域秩序。这种区域秩序既有别于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更不同于在殖民时代列强在欧亚诸殖民地所形塑的帝国秩序，它无法用单一的实例来加以描述，而必须通过对其所经过地域族群、社会与文化当中更多事例的描述与分析，方能一层层地“编织”出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种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对“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沿用，而需要我们走出既有的知识范式，实现丝绸之路的“在地化”，进而迈向更具互相理解性的“丝绸之路”观念，在“丝绸之路”的延续性之外强调其内部与外部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多元视野的“丝路”空间与网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言：“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一方面，中国视角下的传统“西域”，作为边疆的重要区域和资源，正被纳入对“丝绸之路”的新思考中，并在新的观念图景中形成与当下“中亚”乃至“西亚”的互动与关联，进而形成更具整体性的知识图景；而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周边地带的社会与文化也正在进入相关的观察视野，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时期西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这一区域当代社会与文化生态特征也得以进一步揭示，并在当下的时代维度上得到全新的思考与关注。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透过多点互动，避免相关学科研究间的隔阂，更全面地整合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挖掘和研究“丝绸之路”内部的学术与思想资源。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东西关系史和中亚史，本来是应该互相合作的领域，作为以东西关系史为中心主题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愈来愈重要的问题。在要求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要求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的现代，对东西关系史及其核心问题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今后会愈来愈受到重视”。有鉴于此，对于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关注就不应局限于对于“丝绸之路”本身的关注，而应该更为多样而全面地关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种材料和各块地域，形成一种基于“路”（link and road）的连续性、关联性互动认知网络。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目前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材料的分散，如研究者所言：“事实上，丝绸之路的材料包括雕塑、巨大的壁画、旗幡、木俑，尤其是17种不同语言和24种不同字体的经文（手写的和印刷的，完整的和残缺的）！这些材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巴黎、伦敦、柏林、哈佛、列宁格勒、新德里、汉城、日本等等）的博物馆和收藏夹手中”，因此，由于材料收藏的分散，其研究必然是多点的，而由于每种语言都代表了当时写作者的主观视角，因此在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研究的时候，又必然是多视角互动的。在相关地域研究方面，随着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入，各区域研究之间围绕“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新的互动与对话。

林梅村先生指出：“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固然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虽然他和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提出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他们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几点就是不可动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研究中国和罗马是不够的，必须兼顾两者之间的中亚、印度、伊朗核欧亚草原游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这就提示我们，要在新地缘格局展开的当下，既要重新去认识和思考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乃至欧亚历史中所构筑的时空与观念，同时也要更好地确立起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结构与网络的新认识、新的时空哲学。

新的时代正展现新的知识图景，这种知识图景既是对之前知识结构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之前历史场景的超越，更是对之前欧美“丝绸之路”话语及其叙述背景的超越。斯文·赫定在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域考察的回忆中，向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一幅破败没落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他嘘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并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时代契机正在为这种努力展现最大的可能，而借助于视角的转变与多点互动研究的推进，我们将有可能形成对于这一历史空间与区域的新知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全新的中国欧亚秩序框架与话语，同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在这里，“丝绸之路”为我们创造了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可能。（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