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

恰恰就是在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走向没落之时，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开始凸显，并反过来又成为概括和书写之前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史的最重要标志。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的名字，并为其下了这样的定义：“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地区交通线路”。他将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定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正是因为张骞的活动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并进一步与外部世界有了关联。

在这之后，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他写道：“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一步拓展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

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之后为欧美学界所广泛使用。日本则从1944年（昭和19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这些事件本身在后来的意义被进一步认知，从而逐渐形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传统，进而在事件与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概括性的称谓。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将之前的中西交流史重新加以标记，成为西方对于从中国出发到达欧亚大陆西段的商贸事实、传统以及具体内容的一种指称。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其他文明维度的观察视角，这种指称又反过来将曾经多样和丰富的欧亚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纳入到一种西方式的观察视野当中，并在事件、传统和名称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欧洲关于“丝绸之路”的基本话语。

三、“丝绸之路”的主体性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希霍芬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之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采纳并沿用，但中国学界本身却并没有直接沿用这一词汇，不但传统的中国古籍中没有这个称谓，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中西交通史作品，如张星烺所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所著的《中西交通史》当中，也没有使用这个词汇，直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国内媒体与学术界才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

中国学术界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夏鼐先生，他在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发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其中就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此外，他于1963年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更是多次使用了这个词汇。

孙培良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那条陆路交通线而言。这条陆路交通线在中途歧出若干支路，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仅仅一条路。再者，还有一条陆路交通线是沿天山山脉北麓西去，经中亚沙漠地带和东南俄草原至黑海，那也是一条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在特殊情况下，它起着代替前者的作用。在较晚的时期，这一条路上甚至商旅络绎不绝，十分兴旺”。

到80年代初，有学者进而认为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开始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一名称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与频繁。可以说，在“丝绸之路”这一指代符号进入中国学术与社会语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从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中国学界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之间的这段时间，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信息的滞后性所造成的，而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作为事件、传统和名称的“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知识的分类与定义，被处于丝绸之路历史与现实地域的中国本土所采纳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中国本身接受了西方对于“丝绸之路”及其所附属的历史脉络的叙述。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约翰·戴维斯在反思欧洲话语对于非欧洲地区历史事件与过程的标记与概括时提醒我们：“制作知识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知识的本身——其形式与内容——而如果知识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决定，那么在我们企图解释某个社会群体是如何演变成它们今日的面貌时，我们势必得去了解这群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在欧洲这个情境脉络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于过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组欧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

一般来说，我们指望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推出的历史，总是要以因果关系做纪年排列，而且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而这似乎是一条直线时间（linear time）的观念。这些主要的因素——因与果、纪年次序、直线时间、一个故事——不一定以同样的混合形式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思维中。

”如果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概念及相关叙述的接受过程，就会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在对“丝绸之路”话语的运用中，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本身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展现以及主体视角的凸显，而在另一方面，则在使用“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将之用作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并将其历史范围和地域范围进一步往外拓展，从而成为涵盖整个历史时期和欧亚地域范围的概念，将这个原本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概念泛化了。

应该清楚的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认识论视野下形成的对于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由欧洲概念语境下的“事件”、“传统”和“名称”所综合构成的，并在具体的叙述中相互纠结在一起，难以截然划分。

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如日本对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是对这种欧洲语境和叙述的接受和采纳，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补充的过程，并且将欧洲“丝绸之路”话语中的“事件”、“传统”与“名称”以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编织。因此，我们在梳理欧洲学者的“丝绸之路”论述的时候，必须时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起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叙述话语，进而确立起“丝绸之路”的中国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宏大和全面的关于欧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