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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战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关键字: 朝鲜战争美国朝战研究美国中心论东方主义朝鲜半岛修正派
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混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执政最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12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和空间,直接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13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三、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美国学界对朝战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史学界八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14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 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15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16
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个中原因仍是不解之谜,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2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中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年》,17 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对朝鲜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的1948年的朝鲜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在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到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18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Jon Halliday) 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19与此同时,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 的《朝鲜半岛的战争根源》也加入了“修正学派”的阵营。20上述几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仍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I.F. Stone)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年》。21 费伦巴赫尔(T.R. Fehrenbach)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22以及贝文·亚历山大(Bevan Alexander)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23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朝战“修正派”的并非是一个突发和孤立的现象,美国史学界有人将冷战期间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界打上“修正派”的印记,原因是这些学界人士多为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鲜有从军参政的经历,对军事战略战术知之不多,因此对战争、军界和军事事务有本能性的抵制。24 这其中包括卡明斯和梅里尔的导师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25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1967年的《共产党中国的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26 罗伊· 阿普尔曼(Roy Appleman)1990年的《朝鲜的灾难:中国人挑战麦克阿瑟》,27克雷·布莱尔1987年的(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28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1987年的《朝鲜战争》29 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30以及威廉·斯迪克(William Stueck)1995年的《朝鲜战争的国际视角》。31贯穿这些正统派著述的一条主线就是维护美国参加朝战的必要性、正当性,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修正派早期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批评;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一些面向公众的通俗读本,也致力于描述朝战中美军的“被遗忘的”战绩,尤其是二次战役期间美陆战1师在东线的“有条不紊的”撤退,著名政论作家哈伯斯塔姆去世前完成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就属此例。32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相当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33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问世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涉及朝战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四、 “现实派”衰败之“中国因素”
美国众多研究中国在朝战中的作用和表现的著述,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两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治学者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1960年出版的《中国跨过鸭绿江:中国参战决策研究》。34怀廷根据大量的中国官方资料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作出参战的决定是根据其安全利益,是由于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怀廷的这一结论,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学派”——即中国参战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或中苏朝“阴谋论”)——是一个巨大冲击。根据怀廷的分析,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动机和作为,其实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包涵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成分,其潜台词是:即便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合理的”安全诉求。60年代是冷战高峰时期,麦卡锡主义的余毒仍在施虐美国,怀廷提出此种“出格”的观点,不仅需要严格的立论和考证,还要有相当的勇气。
怀廷的现实主义论点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中国问题学者 ,在相当程度上为中美关系最终破冰排除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35无独有偶,对怀廷的现实主义解说的“修正”,却出自两位中国背景的学者之笔。中国留美学者陈坚1994年所著《中国通向朝战之路:中美对抗的之形成》一书,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主要致因是毛泽东本人的反帝信念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与美国和西方在朝鲜对抗,符合毛泽东本人在国内改天换地和重塑国际体制的理念;陈认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早在美军的仁川登陆之前的1950年8月就已经作出,而这远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36陈坚的论著在西方史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因为他完全推翻了怀廷的现实主义观点,否定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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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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