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我是被绑架的！”“我无罪！”

当委内瑞拉总统在美国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法官，还有为所欲为的美国霸权——一个逐渐黑帮化的霸权。

随着美国悍然入侵委内瑞拉，用国家军队绑架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一切用“国家利益”“战略”“国家”“人民”为借口的政治说辞都烟消云散。在特朗普耀武扬威地宣布要“审判”马杜罗之后，还接连点名了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用“下一个可能就是你”这样的恐吓，警告这些无论是亲美还是反美的邻国们不要乱说乱动。

1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乘坐的车辆离开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新华社

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则直接威胁现任古巴政府要“格外小心”。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的妻子、保守派网红凯蒂·米勒在X平台上直接发布了一张格陵兰岛地图被美国国旗所覆盖的图片，还配文说：“很快（SOON）。”

凯蒂·米勒发文暗示美国将夺取格陵兰岛X平台截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开始打起黑帮明牌的武装资本主义集团。而那个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便是资本主义重归黑帮阶段的宣战书，恐吓与小规模武装冒险行动将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手段。直接控制土地，特别是土地上出产的石油、矿物、大宗农业产品，则是黑帮资本主义的经济目标。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集团内的宗派与继承人斗争，则将是黑帮资本主义面临的内在危险。而阻拦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则是黑帮资本主义的暴力行动理由。

绑架马杜罗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无视国际法，干涉别国内政。但这是第一次，美国国内一个小集团，无视美国国内法程序，在没有任何国会授权的前提下，动用军队，公开地绑架别国领导人。因此，这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特朗普对其集团成员的忠诚度测试。结合几个月前，特朗普政府召集全球美军将领回本土训话，更换军队领导层。这次绑架马杜罗便是这一系列忠诚度测试的最后考验。

通过这场行动，特朗普集团希望筛选军队中那些乐意为他个人意愿，不但违反国际法，更重要的是无视国内法律授权程序的那批忠诚MAGA打手。而这批能够为特朗普违反国内法的军队以及公检法系统的铁杆，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会在MAGA集团，特别是特朗普个人的可能连任中扮演核心的强力作用。这样，在未来的选举中，围攻国会山的便可能不再是“红脖子”民众，而是一群死忠的MAGA私人军事打手。

美国政治的黑帮化，美利坚合众国向美利坚帝国的转变，也许就在2026年1月3日非法绑架马杜罗的事件中，正式踏出了它无法回头的一步。在这个关键时刻，消失不见的万斯也许是MAGA集团的后手，也有可能是万斯在特朗普独裁化的道路上自保的策略。

资本主义向黑帮回归的特点，是土地财富观及其代表集团的重新兴起。在他们掌握下的国家，其行事方式与16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并无差异。这类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集团，通过海外冒险扩张占领土地，并对占领地实施直接统治。

之所以要实施直接统治，原因在于这一利益集团获取财富的模式与对土地资源的控制，以及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密切相关。特朗普集团的财富来源高度依赖土地。在其集团中，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传统能源，以及大规模农业与制造业巨头们的庞大利润都必须依赖对土地、矿产、以及土地上的劳动者们的直接控制来实现。

然而，任何利用小利益集团对大规模土地实施控制的尝试都最终会走向失败。从罗马依靠武装大地主建起的庞大土地帝国，再到近代欧洲依靠海盗冒险行动建立的海外殖民种植园帝国，这类庞大但却脆弱的共同体构成的秩序，始终处于霍布斯式的恐怖状态中。霍布斯将这种恐怖状态描述为“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构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与黑帮之间通过“领地战争”而形成的恐怖统治没有差别。

在谋求个人私利、互相疑惧的争斗历史中，国家的形成自然就被看成一种“必要的恶”，其目的是让“群体能对外抵御共同的敌人和对内制止人们之间的侵害”。同时，在“嫉妒”驱使下，人们既会对竞争者“在财富、名誉或其他好事方面取得成功而感到忧愁”，又会谋求自身发展“以图与对方相匹敌或超过对方”。

这使得国家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相互猜忌、相互竞争的紧张态势中。而为了在面对对手时能拥有绝对的优势，这类国家便不得不通过两种方式谋求生存：向更弱小的共同体发动战争进行领地扩张，向其它集团谋求建立暂时性的利益团体并威胁敌人。

扩张与内斗是小利益集团共同体秩序的必然。在国际秩序层面，这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战争。美国的诞生恰恰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小集团斗争的结果。

熟悉资本主义“羊吃人”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代美国诞生于资本主义向贸易财富阶段的转变历程中。16世纪中期的英国，作为财富唯一来源的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与教会手中。土地在提供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之外，还以地租的形式为贵族与教士们提供了可供积累的剩余价值。早期以纺织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一方面提供了更高的剩余价值，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侵占了粮食的生产。为了获取利润更高的羊毛，土地的垄断者们纷纷将生产粮食的土地转变为草场。

但是，纺织品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更无法供养土地上的人。只有当纺织品被作为一种贸易商品后，才能产生可供积累的财富。随着贸易创造财富量的不断增加，贸易本身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也逐渐变得越发重要。诸如伦敦、布里斯托、霍尔、安特卫普等“国际化大都市”（cosmopolitan metropolis）便应运而生，这些人口庞杂的城市最重要的功能便是为贸易提供相关服务。以贸易为基础的财富积累反过来又悄然改变了一个空间上的社会结构。

正是这种以贸易为财富基础的主权观念，塑造了第二帝国时代的英国，也塑造了今天的美国。在这种条件下，土地从原先财富的唯一来源，变成了诸多支撑贸易的要素之一。这种财富基础的变迁，也促生了帝国合法性叙述的变化。以贸易为财富主要来源的帝国及其知识分子们，才逐渐地找到了描述自身合法性、道德性的说辞，并将新旧帝国区分开来。这个由物质推动的思想与社会政治变迁进程缓慢。

从16世纪早期纺织业的兴起开始后100余年，以贸易财富为核心的重商主义思想才刚刚开始冒头。17世纪托马斯·孟（Thomas Mun, 1571-1641）的小册子中强调，商人挣钱为国家带来收益，就是自己服务国家的方式。商人作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通过“熟练地搞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就是“对于祖国的关怀和服务”。商人也能从这种工作中获得“荣誉”。虽然托马斯·孟尚未向土地贵族的权利地位提出挑战，但在他的叙述中，一种商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特别是需要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已经开始成型。

与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主权秩序不同，建立在贸易财政基础上的秩序空间覆盖面积更为广大，且其共同体内部更为松散。对新一代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依靠贸易财富而建立起的现代帝国不是“通过武力将所有不同族群聚拢一道”，而是通过自由与道义的精神，“将各色族群凝聚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认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帝国秩序较之土地帝国而言更为优越，更乐意通过秩序与法律规范而非武力实施统治。一些帝国史的研究者将这种转变描述为“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

这种貌似文明的“绅士帝国主义”，只有在被视为帝国主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表现时才有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在黑帮时期扩张与内斗之后出现的暂时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状态的前提是某一小集团在一定空间内，对土地财富（生产），以及贸易财富（市场）的垄断地位的暂时确立。

但是，就像所有黑帮一样，建立在小集团垄断基础上的共同体永远不会稳定，它必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即不断运动中的反垄断力量，以及集团内部新兴势力谋求霸主地位的野心。

今天特朗普的美国便正在面临着这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对其土地财富、贸易财富垄断地位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是在过去40年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而迅速膨胀的金融投机财富，以及在金融投机财富促生下出现的数字技术财富，对特朗普等人代表的土地财富阶级利益的挑战。

这种变化共同对“绅士资本主义”下建立起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回应，“黑帮资本主义”的土地财富集团开始复辟。它拿起的剧本，就是19世纪门罗主义对“海外”欧洲集团的对抗。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将美洲的“自由与独立”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在门罗眼中，拒斥英、法、俄等“欧洲强权”现在与未来对美洲的“殖民”便是这种独立的基本政治前提。

然而，对一个已经遍布全球的霸权来说，如何界定“海外”成了令霸权者困惑的议题。到了特朗普时代，这种困惑便表现为土地财富集团的集体复辟。

特朗普在竞选时的重要说辞之一，便是他将代表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高街”（high street），打击代表金融财富的“华尔街（wall street）”。地产、石油、矿产、工业制造、大规模农业，是“高街”依赖的主要财富基础。相比通过全球金融投机而牟利的华尔街来说，土地财富垄断集团不得不依赖对土地资源的直接控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土地财富集团与金融财富集团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形成了利益共谋，“绅士资本主义”便是这种共谋状态的制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