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21世纪世界秩序变迁的另一个分水岭，实际上也与冷战的霸权秩序密切相关。2001年9月11日，一个叫做奥萨马·本·拉登的人重新出现在世界媒体面前，他以同时袭击纽约世贸大厦、华盛顿白宫与弗吉尼亚五角大楼的方式，将伊斯兰主义与圣战重新放到了世人面前。随后反恐战争的开始，又正式成为今天西方世界描述“两种文明冲突”的政治标杆。在“反恐战争”的框架里，美国对本·拉登的复仇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美国让世界相信，本·拉登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罪恶之源，而随着他的死，“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平衡便会自然恢复。2011年，本·拉登死了，尸体被丢进了大海。2014年，伊斯兰国正式宣告成立。

1985年里根第一次在白宫接见塔利班

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接见阿富汗抗苏游击队领导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此人后来曾任阿富汗总统，后被塔利班炸死

对大多数人来说，911袭击与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兰国成立一样，似乎都是凭空出现、出人意料的特殊事件。在“后冷战”的思路中，无论是用“文明冲突”的叙述，还是“新冷战”的讲法，都预设了一种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历史观假设，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是随着苏联解体而不证自明的，是一种“好”制度对一种“坏”制度的进化式替代。因此，冷战“结束”之后的历史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而在这一新阶段中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均是全新的，与过去历史毫无关系的事件。然而，我们会发现，本·拉登在2001年对象征了美国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挑战，本质上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对苏联在阿富汗地区的军事霸权反抗存在一种逻辑联系。后者却在1985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称为一种“道义上堪与美国建国之父们相媲美”（the moral equivalents of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的行动。

这种冷战史的叙述传递了我们今天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在这种叙述中，冷战“结束”的标志实际上是一个霸权对另一个霸权的胜利。在这种霸权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原本作为各国各地平等政治努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被以国家利益为绝对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劫持。随着意识形态政治的消亡，以及世界主义精神的退潮。这种原本蕴藏了世界主义式的平等政治可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便蜕变为一种几乎是部落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行动。它撕裂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政治统一，也撕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系关系，它构成了我们今天碎片化世界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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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世界的政治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冷战”其实远未结束。那种从民族独立出发，到社会解放的国际主义平等目标，直到今天还远未实现。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碎片化的中东与北非。而这场动荡带来的难民们，又将战争的残酷赤裸裸地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伴随着反恐战争、伊斯兰国兴起、在21世纪的今天，19世纪的幽灵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而重新回到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平等政治斗争的现场，也许是超越这种碎片化危机，超越“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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