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三个群体如何界定?

这三个群体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其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最重要，把中等收入群体确定了，剩下的两头就是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全国每个城市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一样。例如：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年收入在20万~40万元、有自有住房和小汽车、一年可以出国旅游一次或者国内旅游两三次的家庭；而在贵阳，除了拥有住房和小汽车，年收入为10万~15万元的家庭就算达到中等收入标准。

总之，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定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每个群体具体的标准，因为一旦定了标准，政策就会跟着走，有时候还会走偏，导致政策跟不上。实际上，不同城市对每个群体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标准。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通过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较大。我国累进税率最高档为45%，即年收入超过96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45%。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标准，况且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96万元也并不是特别高的收入。

中国的税制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目前仍然是重在对企业征税，个人所得税仅占政府收入总额的6%~7%，其余的税都是企业在负担，这与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因此，我们要调整税收结构，要把对企业的税负降下来，把对个人的税负涨上去。

怎么提高对个人的税负？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已经非常快了，那就只能以扩大纳税的基本面为主。所以我不太支持再提高个税起征点，起征点5000元在国内已经不算低收入了。大家可能觉得难以置信，现在缴纳个税的人只占到全部拿工资人数的14%左右，这一比例非常低，导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很少。

除了增加个人税收、征收房地产税，还应征收资本利得税，即买卖股票也要纳税，由此把税负从企业转到个人身上，这也是目前全世界都通行的做法。有企业家到美国投资后发现美国的税负特别低，但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非常高，如果他把钱从企业取出来变成个人收入的话，可能就要缴纳一大笔钱。

为什么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觉得收入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觉得收入低是参照系的问题。1917年，当时27岁的胡适回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一个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1万元人民币，比他当时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还高。当时的中国很穷，而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资会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的工资还高。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知识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全国18~22岁的青年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到60%，高学历人才数量在增多。事实上，大学本科的毕业生刚走出校门的头三年收入的确较低，但是之后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很多。工资暂时较低不用太着急，只要持续努力，终究会脱颖而出，收入也自然会提高。不能因为一时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价值。

为什么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劝捐的压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来之前，高收入群体就已经有这样的担心见到政府或者基金会的人就担心对方要“劝捐”了。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如此，因为社会期待企业家们能够拿出一部分财富来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面对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企业家们也没有必要产生“非捐不可”的压力。捐赠应是自愿行为，我们也不应该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数企业家身上，而是应把社会捐赠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要鼓励普通老百姓树立捐赠意识。当大家都自愿捐赠时，一方面，捐赠者会因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项社会事业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会因为受到帮扶而心存感激，社会也就因此更加和谐了。如果捐款行为是被迫的，捐钱的人不舒服，拿到钱的人也会不舒服，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鼓励大家都积极向上。

江苏连云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启动 捐赠现金物资合计118.3万元。图源：视觉中国

哪些国家的共同富裕之道值得借鉴?

哪些国家或地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方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美国人均GDP大约有6万美元，是我们的6倍左右。但美国贫富分化严重，他们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文化，所以搞不成共同富裕，最多是在个别地区试验一下。

北欧国家崇尚集体主义文化，政府拥有GDP60%的再分配权力，而且民众都接受共同富裕的理念。大部分北欧国家的初次分配格局和美国差不多，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但是通过政府税收调节，收入的分配变得极为平均。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7，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文化背景。

对于中国的共同富裕模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崇尚的是一种什么文化，然后才能确定目标。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究竟多少为好，国际上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向北欧学习也将基尼系数变成0.27，即所谓的“如何达到丹麦的水平”，那么恐怕我们又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因此，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其最后的收入分配差距应该稳定在哪里。

再来看共同富裕和创造力的关系。共同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不是一回事。北欧国家极富创造力，那里诞生过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因为崇尚集体主义文化，民众接受共同富裕，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而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到北欧去，那他可能不仅不再创造，甚至还要“造反”，因为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共同富裕也好，创新创造也好，主要是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制度特色。两者本身并没有太强的关联，不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才有创造力，也不是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有高创造力。

如果说北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是两个极端，那么中国文化可能就处在二者中间的某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