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许多人是退而不休，仍然坚持工作，因而，延迟退休起不到增加劳动供给的作用。但是，数据最有说服力。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50岁下降了20个百分点。妇女参与劳动曾经是新中国的成就之一，但是，目前我国20-60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只有60%，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其它发达国家，面对人口老化带来的困扰，安倍重振日本经济的举措之一就是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同样，鼓励妇女就业，也可以成为缓解我国人口老化负面作用的重要举措。

投资多不等于资本利用效率下降

第三个因素，即资本利用效率下降，也需要斟酌。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产出比的确快速提高。1997年，这个比例是0.3，目前已经接近0.8. 这意味着，生产一元钱的GDP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然而，能否从这里直接推出来资本利用效率下降这个结论，还需要斟酌。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占银行贷款总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以上。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历了两波基础设施投资高潮。一次是高速公路投资，一次是高速铁路投资。这两次投资高潮让我国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方面双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北京的地铁里程在世界城市中排名第一，上海、广州等其它城市也紧随其后。

然而，基础设施的经济回报可能比较低。除了高速公路因为收费较高能够盈利之外，高铁和城市基础设施都很难盈利。但是，基础设施的回报不能只看经济效益，而是要考虑它们的社会效益。地铁方便了居民的出行，高铁更是改变了人们的地理概念 --- 在长三角地区，住在杭州、苏州，但到上海上班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国的企业和居民财富急剧上涨，其主要表现是M2的增长跑赢了GDP的增长，存量达到GDP的两倍以上。然而，这些财富不加利用的话，就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要获得财富带来的好处，就必须把它转化为收入流或福利流。投资生产领域是让财富产生收入流，投资基础设施则是让财富产生福利流，两者都是正确的选择。

有些人只看到了我国的投资多，并因此推断资本利用效率降低，却没有注意到，我国名义财富的超高速积累需要多种形式来变现，投资基础设施就是变现的方式之一。

市场成技术研发主要力量

第四个因素，即技术进步乏力，基本上是基于不完美的方法得到的错误结论。经济学家度量技术进步的主要方法是索罗残差法。索罗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索罗残差”，指的是从经济增长中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之后的余量。

从理论上讲，索罗残差之所以可以用来度量技术进步率，是因为当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被扣除之后，经济增长的来源就只有技术的改进。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基本上是根据索罗残差得到的结论。

然而，在实际计算过程中，由于很难精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索罗残差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率。当经济在下行阶段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此时，厂家往往产生很多的过剩产能，设备和人员都有闲置，要精确度量索罗残差，就必须准确估计闲置设备和人员的数量。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被人为夸大，技术进步的贡献会被人为缩小。根据宏观数据计算的索罗残差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以经济下行时期的索罗残差来推断经济会继续下行，犯了套套逻辑的错误。

由于索罗残差存在的问题，研究者需要辅以其它指标来看清楚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发投入的增长。在这方面，我国做得非常好。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今年这个比例会达到2.2%。到2020年，这个比例肯定超过2.5%，把许多发达国家甩在后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研发支出已经超过政府的研发支出，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成为支配研发的主要力量。

总之，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是对危机前超高速增长的一次回调。危机发生之前，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而且被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放大。过去六、七年里，整个世界经济回调，导致我国出现大量的过剩产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视野不能被短期经济波动遮蔽。放眼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我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依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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