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博物馆”的低级失误

《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是捷克多张闪亮“名片”之一，在伏尔塔瓦河畔的酒吧和餐厅之间，坐落着陈列有卡夫卡手稿，珍贵相片以及遗物等展品的“卡夫卡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门口挂着一副有多国语言简介的宣传海报，但笔者发现这张海报里，中文简介所配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笔者正准备拿出手机拍照，博物馆的售票大妈就走过来阻止。随后笔者善意地提醒道，这面旗子不是中国的国旗，这个错误会冒犯到来自中国的游客，希望馆方纠正，以避免今后不必要的争执。然后这位大妈大惊，表示道歉，保证核实后整改，并让我免票参观（但该馆后来是否有纠正错误笔者不得而知，希望我国使馆和所有到访此馆的游客监督）。看来“爱国”不但是一个人的义务，有时还可以给你回报，比如给你省博物馆的门票钱。

此事也让笔者想起九十年代捷克曾经也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犯过糊涂。苏东阵营崩溃后，捷克在1992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中分裂出来，并采取一边倒向西方的政策，致使该国在一些涉华问题上铁了心地跟着西方的步调起舞。九十年代台海出现危机，台湾当局领导人开始推行台独政策，捷克此时并未很好地尊重我国主权，做出了一些冒犯中国的举动。这也导致中捷关系的再次降温。

然而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毫不动摇的全面发展，以及成功应对了诸多危机和挑战，捷克为了与中国修好并加强贸易往来，开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也为后来两国关系的迅速升温奠定了坚实基础。此事再次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相互尊重和信任是建立在实力与利益之上的。国家如果不强大，经济不发展，没有让别人信服的成绩，那就没有跟别人谈“互相尊重”的资格。同理，如果不是中国游客如潮水般涌向布拉格，也许卡夫卡博物馆也就不会这么重视用错旗帜的问题。

街头艺术家画笔下的布拉格

从中捷关系看中国外交的“义利观”

习主席所强调的“义利观”中的“义”和“利”永远是相辅相成的。笔者从中捷关系的梳理和自身在布拉格的亲身经历中深有体会。一个曾经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如今同样可以用空前的仪式与热情，欢迎中国的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游客。我们不必避讳这种转变中“经济利益”的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或否定这种方式的必要性以及可持续性。

苏联的那种强势的干预不会赢得尊重，只会收获恐惧，这种方式换来的是不可持续的“臣服”。同样，美国也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很多中东国家和拉美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就算是唯一超级大国，也没有实现“天下归心”，反而是中东拉美的反美情绪出现剧烈反弹，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用来为自己的错误政策埋单。美苏的这些方式所需成本，比起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利益只多不少，而且很多成本（如：国家形象，安全状况等）甚至不能用数字衡量。那么眼看着此等霸道之举不可行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用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方式去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呢？

中捷关系曾经历经波澜，捷克可以在很多原则性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早已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的捷克，在对华关系中迈出一大步。捷克总统泽曼成为去年站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抗战胜利大阅兵的唯一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元首。他的这个决定是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来自西方的压力的，但他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何在？这一方面源于客观上中国共产党治国有方，敢于且善于改革，让别国不得不调整偏见。另一方面则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今天陷入了困境，特别是欧洲，相较中国的发展，他们却陷入政治经济甚至安全的多重危机，这也使包括捷克在内的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争先恐后加入亚投行的英法德何尝不是如此）。

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拉格拉尼庄园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会晤

中国必须对东欧乃至全欧洲的这种势头加以鼓励和支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把握时机，主动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大环境。捷克作为前苏东阵营和现欧盟北约成员中，最积极最务实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先行者，中国当然要及时给予回报。如果中国不能够正确认识这种变化，消极处理其他国家对华态度的转变，那中国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别人对自己的偏见与歧视？事实证明我国领导人确实牢牢把握了时机，并充分运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此时此刻，为世界上开始出现的这种对华友好、尊重中国权益甚至期待中国崛起的趋势，进行推波助澜。

习主席说过：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种从东方传统智慧中汲取的，兼备“道义”与“现实”的外交思维创新，将会有力地冲击西方传统外交思维筑起的层层壁垒。有能力给人利益，才有资格要求别人讲道义，当双方共享利益，那道义方能长存。中国对欧关系的改善不是单纯通过斗争和对抗换来的，而是通过中国自身发展的成绩，坚持改善关系的诚意，以及对原则坚定的捍卫换来的。欧洲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也不是源于欧洲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源于欧洲自身问题繁多且美国不给予援手的情况下，经过重新审视和检讨后得出的结果。

这种“义利并重”解决矛盾的方式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拥有巨大的启示意义，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证明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当然，中国的主观愿望并不决定一切，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未必永远如和平爱好者所愿）。中国提供的这种“义利观”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成果（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可能会成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全球命运共同体。

而今天的捷克，只是诸多开始试用这种“公共产品”的国家之一。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中捷双边贸易保持正增长，双向投资不断扩大，投资合作涵盖制造业、能源、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国制造2025”还要对接“捷克工业4.0”，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中国和捷克将逐步成为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而在未来这个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后，中捷关系再出现过去低谷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种利人利己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但最重要的是，维持此“公共产品”的口碑以及让该产品持续有效服务世界的原动力，来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建设和坚持不懈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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