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亚多民族杂居状况相关联，各族居民宗教信仰相同、风俗习惯接近、语言文字差异不大，而且彼此之间对这些差异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各族之间还存在着彼此交叉渗透的情况，就如苏联中亚史学者M.瓦哈博夫所说，（中亚）按照独特的习惯和文化组成的某一民族中，有些部落与相邻民族存在许多类似之处。而有些与相邻民族在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方面毫无共同之处的民族，讲的语言却又相似。不少地方还生活着双语民族，还存在着许多尚未形成自己民族意识的氏族和部落。例如，在费尔干纳盆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但各自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都可以分为游牧和农耕两大群体。所谓“库拉姆人”，是指那些保持与乌兹别克人一样的经济制度却讲哈萨克语的居民；“萨尔特人”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乌兹别克及塔吉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和阿姆河下游的乌兹别克人尽管分属不同的民族，但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经济特征方面有许多相似性。

总体来说，直至苏联建立，在中亚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突厥语诸族，各族居民的民族差异观念相当淡薄。由于受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愿意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或土库曼人。泛突厥主义，不仅为上述民族的旧上层人士所秉持，在中亚共产党员中也有一定市场。一些极端的“大突厥主义者”拒绝承认塔吉克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1924年1月2日出版的《突厥斯坦报》甚至刊文道：“塔吉克语是一种多余而无益的语言，塔吉克人应尽管使用突厥语。”更有甚者，竟有人提出要以突厥斯坦为基础，建立所谓“中亚联邦”。

审视1920年代初的中亚民族状况，居民客观上已经存在民族差别，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科学的界定。

三、反“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反“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

（一）过程

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这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朝权力不断集中的方向发展。中亚的民族国家划界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920年6月，列宁曾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和土库曼的民族志地图，厘清这三部分居民分与合的条件。经过三年的研究，民族识别的方案演化成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五族格局。

1924年，在粉碎巴斯马奇叛乱后，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进入实质阶段。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四个自治共和国以“五族格局”为依据，重新划定边界和疆域，再造了五个全新的国家。当年，从中亚到地方召开了一些列会议，讨论民族识别与共和国划界问题，并在一年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工作。

此后经过一些细微调整，到1936年，五个新组建的加盟共和国均成为苏联的一员。其中：原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36年升级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属突厥斯坦的锡尔河州（塔什干除外）和七河州划入，奥伦堡省划出；；原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自治州更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36年升级为吉尔吉斯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建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布哈拉省、突厥斯坦的撒马尔罕州和费尔干纳州大部，以及塔吉克自治州；；1924年建立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阿姆河左岸原里海省；；1929年塔吉克自治州脱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升级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费尔干纳州的帕米尔山区和撒马尔罕州的忽毡等地。

1924年开始的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使该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领土和边界都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是对过去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中亚疆域的颠覆。新形成的行政区划，并不妨碍当地民众过自己习惯的生活，却令许多旧有的地理概念和区域单元，譬如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国境要塞等失去了意义。当然，这次划界是在苏联这个总盘子下完成，各个加盟共和国政府和居民都还没有国界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活动都没有因为划界而受到影响。

（二）效果

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不是根据中亚各民族自然分布，而是按照苏联中央指令进行的，事实上带有明显的人为色彩。美国学者温布什（S. Enders Wimbush）将中亚民族称为“新民族”，他认为，俄罗斯人（苏联）是为了破除伊斯兰的民族意识，才在中亚地区创造了新民族。

由中亚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来反思温布什的“中亚民族被创造论”，其说难免失之简单。但必须承认的是，苏联当初对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的确有着紧迫的现实诉求。

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借着“革命的东风”持续发展，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并扎下根。一些代表人物，如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苏丹·加里耶夫、法伊费祖拉·霍贾耶夫（Fajzulla Hodžaev，1896—1938）等甚至进入苏维埃政权内部。于他们而言，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工具，他们真正想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又称图兰国家）。这种极端狭隘排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泛突厥主义”在自身膨胀过程中，又与“泛伊斯兰主义”有着天然的合流倾向，两者愈来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非但反共反苏维埃，而且对现代文明也有顽固的拒斥。斯大林在1921年发表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中亚）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本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