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和地区已经进入发达状态的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何时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08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报告认为，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17年6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英文期刊《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刊登“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查”第二季度报告，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34年赶上美国。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从技术水平的先进度、经济体制的成熟度和人均GDP而言，中国将无疑接近现有发达国家的“发达标准”。但考虑到中国巨型规模带来的收入不均衡性、地区不平等性、城乡差异性等，届时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言，只要经济进入发达标准，很可能就会形成简单的同质化社会，即橄榄形的中产阶级社会。可以预知，即使经济上总体进入发达状态，中国社会的异质化程度依然很高，不平等性、不均衡性严重地制约了“发达”的质量。

因此，即使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中国也还有很多社会建设工作要做。要知道，在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保障健康的卫生系统依然是个大工程，农村人口达到有尊严的生活水平依然任重道远。经济总量第一的中国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即到“第二个百年”之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两个一百年”必将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南方国家”第一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战争掠夺、而是自主性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中国的规模更有其世界性意义，五百年来，世界第一强国依次是百万人规模（西班牙、荷兰）、千万人规模（英国）和一亿人规模（美国），而中国是13多亿人口的规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所引发的“量变”其实就有“质变”的性质。仅此就意味着，此前关于发达的理论很难用来解释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现场（图/新华网）

中国奇迹是有机互动的结果

过去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大国的兴衰。这是市场或者说经济学“脱嵌”的结果——市场从社会整体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经济学从人文社会科学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进而演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经济学帝国主义”。

“脱嵌”的理论有解释力吗？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三百年来没有哪个重要国家是按照当时的所谓“主流”理论发展起来的。我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脱嵌”后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远离社会真相本身，而社会本身无比复杂，经济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或者“市场的”表现，而是一套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否则就很难解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同样的经济体制、同样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中国奇迹是“观念—制度—政策—能力”有机互动的结果。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有机地与其他思想融合，使得儒释道并行不悖。今天，民本思想首先表现为与社会主义的可通约性，民本主义是以“民”为本，而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社会就是民众，因此二者其实有高度的重叠共识。有着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价值的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很多要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吸纳一切优秀文明的产物。现代政治似乎都在讲“人民主权”，但不同文明下的“民”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大众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世界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民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不停地进一步民主化，西方有“再民主化”的诉求。但是，不受约束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为此，在尊重现代性民主政治的同时，不能忘记人类几千年来的基本秩序——权威，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方向，政府就会变成不能做事的“否决型政体”。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混合政体，一方面有以活力为主要形式的民主，一方面有代表权威的集中，保障了民主的有序性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性。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历经革命时期的1.0版、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趋势是民主与集中正在走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