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韦斯滕的观点并没有成为通说。也许永远不会。无论是作为一种修辞工具，还是作为凝聚道德力量的手段，平等在公共生活中都绝不会退场。相反，平等的理念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席卷全球，包括中国。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题是改革、是开放、是搞活。一言以蔽之，是自由。自由是极其重要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内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首先是自由，然后才是平等。在公共生活之中，平等话语是什么时候开始崛起、逐步和自由比肩的呢？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时间点，那就是2003年。

那一年，发生了孙志刚案。孙志刚是一名到广州务工的大学生，他有稳定的工作，但是没有本地户籍。一天晚上，孙志刚出门，遇到盘查证件。他没带暂住证，按照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他被暂时收容了起来。所谓收容，含义不清，实际上不但限制人身自由，而且存在诸多管理不规范、甚至违法犯罪的情况。孙志刚因为反抗，被看管人员指使其他被收容者殴打，直到死亡。事件披露以后，引起轩然大波。学者接连上书，要求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合法性。他们认为，这个制度的问题在于剥夺自由：人身的自由、就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等。后来，国务院主动废除了收容遣送，代之以救助制度。这一年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民权元年”。

但是，孙志刚案其实还可以从平等的角度去理解。孙志刚被剥夺的不仅是自由，更是平等。同样是大学毕业生，同样有稳定的工作，凭什么孙志刚就要被盘查、被收容、被遣送，而本地户籍的人就可以免于承受这一切？收容遣送制度在城乡之间筑起高墙，它维护着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孙志刚之所以被剥夺自由，是因为他首先被剥夺了平等，他的自由不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孙志刚案当中，自由的话语仍然占据主导，但是平等的话语也呼之欲出，可以说达到了临界点。

突破临界点的标志是张先著案。张先著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考了安徽芜湖的公务员，笔试和面试成绩都排第一，最后却因为体检查出携带乙肝病原而被拒绝录用。2003年11月10日，也就是孙志刚案之后不久，张先著把芜湖市人事局告上了法庭，这被公认为“中国就业歧视第一案”。从那以后，平等的话语蓬勃发展起来。

十年后，异地高考之争发生。这个争论本质上和收容遣送之争类似，都涉及到迁徙自由，但是主流话语已经从自由转向了平等，争论双方都用平等来建构和论证自己的诉求。以异地高考之争为标志，平等在中国公共生活中完成了崛起。这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社会动员手段。平等就是道德，歧视就是缺德——靠这种道德观念来凝聚人气、对抗异见。平等的道德力量，以及平等观念的高度包容性，我们都见证并感受了。韦斯滕所言不虚！

韦斯滕对平等的批评，也在中国应验了。包容的另一面就是空洞，空洞的理念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围绕劳动立法的价值取向，劳资双方都主张要平等。资方普遍认为，这部法律偏向劳工，诸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规定都歧视用人单位，是不平等的。而劳方则普遍认为，这部法律恰恰是最平等的，因为它可以纠正劳资双方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的不平等。纠正没有错，问题在于是否“矫枉过正”？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度是否恰当？平等观念本身无法提供任何标准。相反，双方都拿平等说事，把对方在道德上污名化，冀图利用平等的道德力量取胜。法律要以道德作为基础，但是道德论辩不能代替法律思辨。一句“缺德”，除了解气以外，不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