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西格尔教授的学生，我很理解老师，也很为老师难过。但是，我们须得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有人说，现实就是这个国家只有一半的人懂得性别平等，另一半的人毫无平等观念。这是气话，却不属实。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真的不支持平等吗？恰恰相反，他们把平等的旗帜举得更高，只不过，他们要的是另一种平等。

比如，我有同学留学美国，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小康生活无虞，聊起来却一肚子苦水：老子辛辛苦苦打工养家，挣那点工资要被扣掉百分之好几十的税；反观那些吃福利的家伙，啥也不干，却躺着拿钱，我凭什么要花钱养这帮懒汉？忙得忙死，闲得闲死，让勤快人替懒人买单，这不平等嘛！真正的平等，应该是责任自负。特朗普就持这个观点。

又如，特朗普的铁粉有很大一部分是下层白人工人。美国政府大搞全球化，有资本、有技术的人都从中获益，但是下层白人工人呢？没资本、没技术，又面临汹涌而来的外国竞争者，招架不住，只能不断坠落。富得富死，穷得穷死，好处都归富人拿，代价都让穷人付，这不平等嘛！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利益均沾、责任共担。他们所说的“平等”也可以表述为“公平”、“公正”、“正当”、“正确”、“正义”、“正常”等等（汉语里有这么多带“正”字的词！），实质不变。各位可以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是不可否认他们讲的确实也是平等的一种含义。

如果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展开较量，大多数人估计会站到平等一边；而如果一种平等与另一种平等展开较量，究竟该站到哪边去？答案恐怕就不是一目了然了。我们把视线从美国大选移开。在我们身边，不同平等观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异地高考之争。

很多随父母务工的学生从小就在北京、上海读书，无论是学业上还是心理认同上都与京沪本地儿童无异。上到高三，却必须回老家（户籍地）高考，不能和本地户籍的同学一起考试。这种安排显然有不平等的成分。随迁子女的家长认为，就学地、而不是户籍地或者学籍地，才是确定考试地点的正当依据。所谓平等，就是把户籍或学籍从确定考试资格的决策过程中剔除出去。而京沪本地学生家长则认为，把户籍作为确定考试资格的标准，恰恰是最大的平等。他们列出的说法很多，其中之一是：如果用就学地做标准，那么就会在随迁学生和留守学生之间制造新的不平等。父母外出打工，没有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守的孩子已经够不幸了，难道还要因为不幸而歧视他们、让他们享有比随迁子女少得多的机会吗？这也是一种平等观，只不过与随迁子女家长的平等观完全相反。双方都高举平等的大旗，都指责对方搞歧视，都摆出一副得罪不起的样子，让政府左右为难。异地高考政策迟迟难有定论，就与这个困境有关。

这个困境是平等的困境。一方面，从语义上说，平等的内涵高度不确定，甚至可以包容完全相反的意思，这导致法律无所适从。美国人尊奉平等，但是正像论者指出的，美国人关于平等的唯一共识，大概就是没有共识。什么是平等？亚里士多德说，平等就是“相似之人应当获得相似的对待”（Like persons should be treated alike）。这当然没错，但什么是“相似”？亚里士多德没有给出答案。要判断什么是“相似”、什么是“不相似”，不可能从平等本身找到答案，而只能从外部引入其他规则。这就是平等观念的空洞性（emptiness）。

比如，怎样判断社会福利制度是不是平等的？如果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那么，社会福利制度相当于说：穷人和富人是不相似的，不该受到相似的对待，所以平等就是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但是，穷人和富人为什么是不相似的呢？他们都是公民嘛，难道公民之间还要分出三六九等来？前面谈到的我那位同学就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判断穷人和富人是否相似的标准是公民身份，那么，穷人和富人当然是相似的，福利制度当然是不平等的。可是，我们的判断标准除了公民身份，还可以有其他选项，比如，经济状况。如果按照经济状况衡量，穷人和富人显然是不相似的，他们不该受到相似对待，否则就不符合平等的要求。这么看来，社会福利制度对穷人和富人采取区别对待，又有其道理，至少不能简单地用“不平等”来否定。可见，社会福利制度是否平等，并不取决于平等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平等、填充平等的空洞躯壳。既然人们对于标准有不同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以平等反对平等”的现象了。

1980年代，美国学者彼得·韦斯滕（Peter Westen）写了一篇长文，叫做《平等观念的空洞性》，把这种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韦斯滕点破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隐约感觉得到、却从未说透的事实，一时引起热议，各大法律评论都刊出了论战文章，其中不乏名家的妙评。这场论战有两个高峰，持续了十多年，至今余音绕梁。

韦斯滕指出，正是因为平等的内涵完全空洞，它才可以包容任何政策主张，给一切观点都披上一层外衣。而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这层外衣的价值尤其巨大。因为，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赋予平等以至上的道德力量。如果十九世纪的时髦话语是自由，那么二十世纪的“政治正确”就是平等。平等天然正确，不平等却要面临审查。任何人一旦站在不平等的一边，就会登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道德力量之大，让任何政治派别都无法割舍，以至无论实际观点是什么，都要运用平等的修辞。韦斯滕批评说，这层外衣和修辞遮蔽了真正的分歧，让冷静的政策讨论陷入了无谓的道德口水战。拿平等说事，并不能解决事情本身，只能把水搅浑，让事情的本相变得模糊。既然如此，就应该把平等这个概念从公共话语中驱逐出去。这个观点虽然逻辑通畅，却也惊世骇俗。许多学者出头论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