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显示，涉及核武器研制的一些重量级科学家早已注意到原子弹与化学武器的相似性。早在1940年，在英国工作的犹太人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皮埃尔斯，他们是首次计算出核爆所需铀的临界质量的物理学家，在他们提交给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备忘录中特别指出，原子弹本质上与化学武器没有区别，而且其“放射性化学物质”的影响也与毒气弹相当：“放射性物质将随风传播污染；下风几英里都可能会杀人。”在1941年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中，史密斯教授和物理学家尤金·温格尔指出，核反应堆生产的物质具有类似于“剧毒气体”的性质。

原子弹与化学武器的关联性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对化学武器的国际管制条例也适用于原子弹的话，那么使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子弹势必受到更大的制裁。1925年由欧洲列强签署的“日内瓦协议书”禁止使用“窒息、有毒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材料或装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毒气弹就被广泛谴责，1943年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称，“这种（化学）武器的使用已经被文明人类共同判决为非法。”

这才是美国当局精心泡制这份“史密斯报告”的苦心所在。美国心中明白，二战结束，世界领袖的冠冕将不可避免地落到自己头上，江湖老大的光辉形象必须精心维护。所以这份报告正式起名为“原子能的军事应用”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多么高大上的书名，与化学武器切割得干干净净！

除了这份“史密斯报告”，格罗夫斯还聘请了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做进一步的公关工作。劳伦斯出版了“黎明过零点：原子弹的故事”，他在这本书中把物理学在曼哈顿计划中的位置推到了顶峰，甚至把原子弹的成功归因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抽象的理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实验测试的手段，更不用说会有任何实际的应用。但是这位记者先生竟然声称相对论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相对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美国人的生命”劳伦斯写道，“换句话说，纯粹的科学，无论它多么抽象不切实际，最终都会带来高红利。”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一切以物理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导致了与原子弹相关的宣传图片变得极端标签化。为了纪念原子弹爆炸一周年，爱因斯坦荣登1946年7月1日“时代”杂志封面，他的肖像叠加了升起的蘑菇云和那不朽的方程 E = mc² 。爱因斯坦成了政府公关作秀中的明星模特，不知这位可敬可爱的物理天才作何感想。

这一切的宣传和公关目的就是把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切割开来。尽管原子弹爆炸后产生大量有毒的放射化学物，但它是“物理武器”，所以不受化学武器公约的限制。这里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低技术杀人是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高科技杀人是高尚的、没有道德问题，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和强化这个观念由来已久，许多善良的人们深受其苦而不自知，害莫甚焉！

我有时也会好奇，如果有一天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不再具有优势，他们是否还会坚持上面所述的混帐逻辑。他们是否又会翻创出其它什么新花样，只有天知道了。有时还不得不承认，西方在宣传和公关方面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学习之处。中国已经在某些科技领域逼近甚至反超西方，不久的将来，中国宣布重大科技突破和新武器装备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不知中国的文宣部门对此是否有了足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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