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假动作”：为什么民粹主义救不了国？

拉美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像阿根廷的庇隆（Perón）、巴西的瓦加斯（Vargas）这些强人，也曾搞过轰轰烈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但他们的尝试注定失败。因为他们始终不敢于进行精神上的“祛魅”和结构上的“化疗”，试图走“中间路线”，在保留封建地基和西式民主的同时，依靠民众的力量建立一座工业大厦。但这座大厦的地基是虚浮的。在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绞杀下，这些政府只有通过用福利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以阿根廷为例。庇隆将军为了赢得选票，在大规模工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过早地给了工人极高的福利待遇。工会力量强大到可以随意瘫痪国家，福利开支高到财政根本兜不住。

这听起来很美好，很人道，但这违反了工业化的物理定律。

钱从哪里来？由于没有彻底的土改，国家无法有效汲取农业剩余。为了维持高福利和城市工业的虚假繁荣，政府只能印钞票，或者借外债。于是，阿根廷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通胀—借债—违约—再通胀。

这就是拉美式“民粹主义”的死穴：他们想要工业化的果实（高消费、高福利），却拒绝支付工业化的代价（高储蓄、低消费、残酷的积累）。

中国则完全相反。在前三十年，因为社会革命，作为国家主人的中国老百姓甘心情愿为国家工业化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通过“工农剪刀差”，通过压低全民消费，硬是从牙缝里省出了原子弹，省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省出了普及的基础教育和医疗。

这就像两个家庭。拉美这个家，祖上阔过，有点家底，但家长（政府）溺爱孩子，赚一百块花一百二，还天天借高利贷买奢侈品，最后坐吃山空。中国这个家，一贫如洗，但家长有规划，孩子有志气，吃糠咽菜，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买书、买工具、盖作坊。

六十年后，那个吃糠咽菜的家，成了世界工厂；那个买奢侈品的家，把家里的家具都卖光了。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主权者才能晋级

正是因为缺乏精神上的“祛魅”和结构上的“化疗”，拉美国家掉进了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陷阱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始终无法取得主导权。

拉美四国人均GDP历史走势：1960-2012

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失败，到了1980年代，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又信奉了“比较优势”，搞起了“马基拉多拉”（Maquiladora，组装厂）工业。美国人给图纸，拉美人拧螺丝。

但这是一种“伪工业化”。因为你不敢挑战“文明人”（美国）的技术霸权，你只敢做他们允许你做的事。当你的工资低的时候，你可以靠做衬衫、卖香蕉赚钱。但当你的工资涨上来一点，低端产业跑了，高端产业你又做不了，你就卡在中间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引领国家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但拉美国家的政府，往往被寡头和外国资本绑架，也就是个“守夜人”。而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仅收税，它还直接下场搞基建，搞产业基金，搞战略规划。

中国能建起4.5万公里高铁，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更是因为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在拉美，修一条路可能要扯皮二十年。地主不让过，环保组织告你，反对党阻挠，法院发禁令。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国家能力的瘫痪。而这也是广大南方国家始终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症结所在。

中国的突围：从“市场换技术”到“全产业链杀手”

我们搞改革开放，也做衬衫换飞机，但我们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独立自主。我们利用市场换技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然后替代。从高铁到华为Mate 60，中国走的是一条从“打工”到“逆袭”的道路。

想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你必须在全球产业链上往上爬，你必须去抢西方发达国家的饭碗。你不能只做鞋子，你得做芯片，做大飞机。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需要一个不迷信西方、敢于对霸权说“不”的政府。

你想来中国卖车？可以，必须合资，必须把图纸拿出来，必须培养中国的工程师。你想在中国修高铁？可以，必须转让核心技术，否则免谈。这种看似“无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像一个精明的“包工头”，利用巨大的市场作为筹码，逼迫外资通过“国产化率”的要求，把产业链一条条地搬到中国，消化、吸收、再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华为Mate 60 Pro里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国产的，而墨西哥的汽车工厂一旦美国断供一周就会瘫痪。

工业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把外国工厂搬进来就叫工业化。真正的工业化，是把外国工厂的技术“吃”进肚子里，变成自己的血肉。这是一个把猪肉变成人肉的过程。拉美选择了做“打工仔”，而中国选择了做“学徒”，一个虽然苦但胸怀大志，想着迟早要单干并且超越师傅的学徒。

主权的重量：被踢开的梯子与核保护伞

最后，我们必须谈谈房间里的大象：美国霸权与地缘政治主权。

毛泽东在1959年曾对拉美朋友说到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

拉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除了自己不争气（缺乏社会革命、精英买办化），还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原因：地缘政治的主权缺失。

讲两个让拉美人心碎的故事。

第一个是阿根廷的“秃鹰”导弹。1980年代，阿根廷其实拥有相当不错的工业底子，甚至在搞“秃鹰II”（Condor II）中程弹道导弹。这不仅意味着国防实力，更意味着航天工业的突破。但是，美国人绝不允许“后院”有这种战略能力。1990年代初，亲美的梅内姆政府上台，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硬是把已经快要成功的导弹项目给砍了。更羞辱的是，美国人甚至逼着阿根廷把生产线拆了，把导弹部件运到西班牙去销毁。从此，阿根廷的航天梦碎了一地，高端制造业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第二个是巴西的计算机产业。巴西在1970年代也曾搞过“市场保留”政策，试图扶持本国的计算机产业。这和中国后来的路子很像。但是，到了1980年代，美国祭出了臭名昭著的“301调查”，威胁要对巴西的鞋子和橙汁征收惩罚性关税。巴西的那些庄园主们慌了：为了你们几个搞电脑的破工厂，害得我们的橙汁卖不出去？不行！于是，内部瓦解，政策废除，国门洞开。巴西稚嫩的计算机工业在IBM和微软的冲击下瞬间灰飞烟灭。

主权是什么？主权不是在联合国大楼前升个旗，主权是当你想搞高端产业时，你有能力对霸权说“不”。

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哪怕那是“一穷二白”的时候，也咬牙搞出了“两弹一星”。正是这朵蘑菇云，为后来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撑起了一把核保护伞。因为手里有剑，所以我们才能安心地做生意；因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美国人即使搞制裁，也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拉美国家因为缺乏这种硬实力的支撑，在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和“金融收割”时，往往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由“梯子”被踢开。

“唐罗主义”

月亮还是家乡的圆

回到1959年，毛泽东送别拉美客人时，心情大约是复杂的。他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艰难的命运，也预见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

今天，当我们站在年代的门槛上，回望这半个多世纪的“大分流”，能给全球南方国家什么启示？

别被“西方文明”的神话忽悠。精神上破除迷信，不信西方的月亮比本国圆，敢于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不信邪，不屈服，敢于赶超西方，敢于胜利。

别信“比较优势”的鬼话。如果你只做你擅长的事（卖资源或者卖鞋子），你就永远只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有出息的国家和有出息的青年一样，就是要不断挑战你暂时不擅长的事，去做更难的事，就是要逆流而上，奋勇争先。

没有主权就没有发展。这种主权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和技术上的。要有自己的“杀手锏”，要在全球产业链赢得主导权，不管是华为还是宁德时代，或者是不可替代的矿产控制权。而这种主权的前提是国家能力的建设。

社会革命的“补课”无法跳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起不来，是因为欠了一笔历史债——没有彻底打破前现代的社会结构。这笔债，早晚得还。不铲除国内的食利阶层，不打断买办的脊梁，不改变封建文化残余，再多的外资也救不了国。

拉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有着浪漫的文化，但他们缺了一点“狠劲”——那种为了工业化不惜脱胎换骨、不惜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狠劲。而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一张白纸上，用六十年的时间，用几代人的血汗，写出了一篇最最艰辛，也最壮丽的篇章。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脱衣下场，向世界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当下，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西方的月亮并不比我们的圆。只要我们站直了，我们就比那些把军舰开到别人家门口的“文明人”，更配得上文明这两个字。

这，或许就是毛泽东与拉美代表谈话在半个多世纪后，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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