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1959年3月，初春的郑州，寒意尚未从黄河南岸的麦田里完全退去。

在繁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中，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一群远道而来的稀客——来自拉丁美洲12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同来访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共产党代表合影。

这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历史对话。

坐在毛泽东对面的这些拉美客人，虽然在政治上是“受压迫者”，但在当时的经济统计表上，他们背后的国家其实是“俯视”中国的。那时候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号称“南美巴黎”，人均GDP足以让许多欧洲国家汗颜，餐桌上的牛肉多到吃不完；那时候的巴西，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梦幻般的巴西利亚；那时候的古巴，虽然刚刚革命，但哈瓦那的霓虹灯比北京长安街要亮得多。那时候的委内瑞拉，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是整个西半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产阶级开着美国进口的凯迪拉克，享受着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繁荣。

面对这些“阔亲戚”，毛泽东非常坦诚，甚至带着一种特有的幽默感对客人们“诉苦”。他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他甚至坦诚又无不调侃地说：“我们破破烂烂”“只有几块破铜烂铁”“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

在那一刻，拉美客人们看着眼前这位身穿中山装、手指被烟草熏黄的中国领袖，心中或许泛起了一丝同情。在他们看来，中国太苦了，太穷了，要想追上拉美那种“准西方”的生活水平，恐怕还得几辈子。

然而，历史最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小子”中国，如今拥有全部工业门类，高铁里程占世界的三分之二，正在向着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无人区冲锋；而当年那些衣着光鲜的“拉美阔少”，却大多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家里的铁路都要拆光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源诅咒”标本。为什么？

毛泽东在那次谈话中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破除迷信”，这是中国能够逆天改命的精神核动力。

“美国的月亮”与精神上的“去殖民化”

在谈话中，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阻碍后发国家发展的致命心理障碍：恐美（西方）症与崇美（西方）症。

他对拉美客人们说：“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这句话在当时可谓一针见血。那个年代，美国代表着绝对的先进、富裕和不可战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哪怕是左翼精英，潜意识里都觉得西方是文明的灯塔，自己是落后的野蛮人。

但毛泽东接着说了一句极具颠覆性的话：“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这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次彻底“祛魅”。

如果不打破“西方的月亮比较圆”这种迷信，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上就永远无法独立自主。你不敢搞只有西方才有的高端工业，因为你觉得“我不行”；你不敢制定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政策，因为你怕被视为“异端”。

拉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他们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右派还是某些左派，甚至很多普通老百姓，在精神上从未“祛魅”，在西方和南方之间，他们始终找不着北。一方面，他们为受西方欺负感到憋屈，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依附于西方的、被剥削的南方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始终向往西方，觉得他们最文明最先进，渴望融入西方。

而对其他南方国家，比如非洲人和亚洲人，这些“准西方人”还要摆摆谱。他们迷信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迷信华盛顿共识，迷信只要照搬西方的制度并且多从欧洲引进白人移民就能成为西方。结果呢？他们始终改变不了成为西方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的命运。

而中国，正是因为在最穷的时候就破除了这种迷信，确立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自信，才敢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两弹一星，才敢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们不信邪，我们不服，所以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奇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谁是野蛮人？一场关于“文明”的定义权争夺战

在郑州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直接挑战了西方的道德霸权。他问拉美朋友：

“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

这番话逻辑严密，震聋发聩。长期以来，西方列强把自己包装成“文明”的传播者，把侵略说成是“开化”。毛泽东一把扯下了这层遮羞布：侵略者才是野蛮人，受压迫者才是文明人。

他进而断言：“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这种“文明定义的翻转”，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至关重要。

如果你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代表、西方不可战胜，你就会在产业链分工中甘愿做下等人，觉得给波音造舱门、给耐克做鞋子就是融入了“文明世界”。但如果你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看透了所谓“文明秩序”背后的掠夺本质（野蛮），你就会明白：真正的文明，是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是要让我们的工人造出自己的飞机和芯片。

这种精神上的自信，让中国人在面对技术封锁时，不是跪地求饶，而是怒火中烧，然后埋头苦干。我们不认命！我们不服！因为我们知道，封锁我们的不是什么“高等文明”，而是一群试图垄断利益的“野蛮人”。

社会革命：对“野蛮人代理人”的彻底“化疗”

当然，光有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还得有雷霆手段。毛泽东提到的巴蒂斯塔（古巴前独裁者）等“野蛮人的代理人”，在拉美各国都有。他们就是大庄园主、买办资产阶级。

这就是中国与拉美发展的第二个分水岭：社会革命。

工业化是什么？工业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在键盘上敲敲代码，工业化是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一场重构。它要求把原本分散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变成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它要求把原本被地主老财（野蛮人的代理人）挥霍掉的剩余财富，集中起来变成机器、厂房和铁路。

中国和拉美最大的不同，在起跑线之前就决定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化疗”——土地改革和社会革命。这不仅仅是分田地，这是一场对旧社会结构的物理格式化。通过雷霆万钧的手段，中国彻底粉碎了延续两千年的士绅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附着在此之上的精神文化遗毒。

这很痛苦，但这就像治疗癌症，你必须承受错杀某些好细胞的代价，先把那些吸取营养却不干活的“癌细胞”杀死，身体才能重新造血。

因为这场革命，国家权力第一次可以不经过“中间商”直接穿透到每一个村庄。国家一声令下，可以动员数千万农民去修水利，去把每一寸土地整平。更重要的是，国家可以把原本被地主阶级用来买洋油、洋布、娶姨太太的农业剩余，通过“剪刀差”集中起来，转化为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反观拉美，他们从未进行过这种彻底的“化疗”。

当地时间2026年1月5日，美国纽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被带到美国联邦法院的途中。

拉美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大地主”（Latifundia）的独立。西班牙总督走了，但几千公顷的大庄园还在，庄园主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就是拉美社会的“封建性”内核。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想在当时的中国修一条铁路，国家大笔一挥，几百万农民自带干粮就去挖路基了。但在拉美？你要修路，得先问问沿途那几百个拥有私人武装的大庄园主答不答应；得问问那些依靠出租土地食利、对工业化毫无兴趣的寡头们愿不愿意掏钱。

在拉美，土地不是生产要素，它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来源。那些大庄园主们，他们宁愿用卖牛肉和小麦赚来的美元去巴黎度假，买英国的劳斯莱斯，也不愿意投资本国的钢铁厂。为什么？因为搞工业太累、风险太大，哪有躺在祖传的牧场上收租舒服？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中国革命得彻底，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为工业化腾出了巨大的社会空间。而拉美，因为那是“带病运行”，癌细胞（封建大庄园制）始终未除，最终把工业化的营养全部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