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金融系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

对此的判断，不是局限于哲学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的解释，而是基于对金融系统“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的理解。因为存在“天生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自然会引发经济的动态波动，从而需要不断寻找金融系统改善的方案以纠正经济的动态波动。

指出这一点，既有助于理解系统变革（改革）与既定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提醒转轨国家的人们，一切改革与开放的举措，都不是一国金融史坐标上的零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中，不要疏忽原系统内正处于量变到质变过程中某个维度的细微变化，及其对系统内互为联系体的“本质”的影响。

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破坏原系统的平衡并使其向新平衡转换的过程，是一种新旧因素的重新组合方式。人们往往容易重视“重新组合”中的新因素，忽视旧因素是否或者如何仍在起作用的情形。

更需注意的是，改革开放是在人的头脑指挥下进行的。由于人的认知“偏见”的绝对性，或用乔治·索罗斯的“反射理论”说，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人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迄今的理论永远只是对历史本质和实践的一种近似的、不精确的反映。这一切，决定了金融系统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

4、结构主义或非平等性，是现代金融系统的显著特质

全球的金融，是各国多种货币、多种金融系统同存的世界。在这个大系统中，各国货币、金融系统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金融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弱化）的特性（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网络效应），自然，“中心货币”及“中心货币”国家的金融，存在“领先”优势和大国主导优势。该“中心货币”往往在给本国金融发展提供境外空间的同时，还引导、决定着“非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制度及走势。这在金本位时代也是如此。

指出这一特质，意在特别提醒正处于转轨、“非中心货币”地位的国家，在制定一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是汇率、资本管理政策）时，尤其需要予以充分关注与小心。

指出这些特质，不是给“阴谋论”提供任何理论根据，只是想告诫善良的人，现实的金融问题及金融系统是复杂的，绝对不能天真地、书呆子式地就某一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论金融问题，应持有系统的、动态的认识视角。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人们还只是在逐渐逼近金融的本质。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资料图：新华社

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在寻找于本国而言最优的货币区边界。其中，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选择，又会有不同的利益视角，也不存在理论上的唯一性。因为大小不同的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的供求产生的冲击完全不一样。大国经济体在一个货币区内无法“搭便车”。

从历史角度看，大国经济体同样存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过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出于内外平衡的要求，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决定着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在金本位时期，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抑或在当前的浮动汇率体系时期，其拥有的是更多的“坐庄”式的货币稳定机制。

相反，由于货币的网络和规模效应，决定了小国特别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灵活性空间并不大，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大国所设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中，选择相对适应本国情况、种类有限的某一汇率制度。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市场大势的作用，市场投机力量和国际合作往往都支持大国“中心货币”的基本稳定。处于“外围货币”的小国，不但较难获取货币合作，甚至投机努力也是顺周期的。

因此，对小国货币来说，往往需要通过汇率以外的额外稳定机制（如资本账户管理）来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相比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自身市场的不完善、货币错配和“弱币”的地位，更是决定了汇率选择中的困境。无奈，作为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它们往往会对资本账户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到底谁主沉浮？历史上，西方学者分别以金德尔伯格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两派争论，始终难有定论。现实中，两派理论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度内被使用，也是各有利弊，需要视条件而权衡。在世界现实金融中，大量存在的恰恰是中间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组合。对此，全球现存的各种汇率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否认，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波动幅度适中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也没有任何理论能说服，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威廉姆森的研究也表明，角点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制）同样难以避免危机的形成。

中国未来的5年、10年内，到底选择什么汇率制度？从根本上，应选择适合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框架。简单选择钉住某个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选择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钉住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不符合大国崛起的战略需求。

从长期看，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且经济结构雷同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民币不适合完全加入国际上现有的某一货币区。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独立性增强，外在的波动影响逐渐减小，以他国货币政策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支持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

同时，海外许多文献研究表明，鉴于亚洲国家在贸易关联度、经济周期的相似性，在中长期内，亚洲具有设立独立货币区的潜在利益，而且人民币能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当前阶段，人民币直接充当亚洲关键货币的条件尚不具备。

资料图：新华社

因此，在战略过渡期内，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利益之所在。

其好处一是尽管美元政策并非完美的政策，但其在国际上的信任度仍是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难以比拟的（尽管在危机复苏中仍存在短期的贬值风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注意：是相对），“搭便车”、借助对美元区的信任，既可以“进口”美元的影响力，又可以“借船出海”，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脱离美元，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能接受的独立货币。

二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一既体现“有管理”又体现“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基于中国经济未来仍具有较高潜在增长率下实际汇率升值的需要。

三是选择这一汇率制度可给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提供适当的条件和时间。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既是大国经济体，又处于复杂的转轨期的经济体来说，汇率制度选择的谨慎性和渐进性更显重要。

四是即使是选择这一制度，在后危机时代，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所需的配套政策，仍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及时的制度安排。

当然，笔者指出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具体含义是雷同于但又稍区别于现行的政策内容。

一是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不排除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一次性的调整。

二是“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前期应以美元为主，视情况发展，调整“篮子”内容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整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无所谓中心汇率了，而是逐步逼近实际有效汇率。

三是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必须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通过逐步地、不断地放大浮动区间的过程，慢慢弱化中心汇率一次性调整的频率。

四是上述操作过程与细节，同时必须与人民币区域化过程相配合。只有在此配合中，才能加快放松资本项下管制，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空间。

五是在整个逼近有弹性的浮动汇率的过程中，作为“弱势”货币的崛起，人民币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压力，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